中国钓鱼岛领海基线划定的国际法依据及意义/胡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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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委员会决定再审、撤销原判的裁定由谁署名及再审案件进行再审时原来充任当事人的辩护人或代理人的律师是否继续出庭等问题的复函

1957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省昆山县人民法院谢霞同志来信询问有关审判程序上的两个问题，现提出以下意见连同原信一并转送你院，希研究后酌复来信人。
（一）关于第一审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对本法院的案件决定再审，撤销原判的裁定由谁署名的问题，我们认为，审判委员会既决定案件由合议庭再审，合议庭即当然有权撤销原判决，另行判决；而且有的案件在再审后也可能仍需要维持原判。所以审判委员会决定再审的案件，并非必须先将原判撤销。案件进行再审时如不需要开庭审理，则即使审判委员会已将原判撤销，也无需先对当事人发出撤销原判的裁定，只需由合议庭在再审判决书的案由内叙明本案是根据审判委员会的决议而再审的。如再审时需要传唤当事人开庭审理，则审判委员会所作再审的决定应通知当事人。
关于如何通知的问题，可查阅我院本年9月13日法研字第19527号致你院函的第二点（即“应用人民法院名义通知当事人，说明本案是根据审判委员会的决议而再审的。”）
（二）关于决定再审的案件，进行再审时，原来充任当事人的辩护人或代理人的律师是否继续出庭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果该律师未再接受当事人委托，也未再经法院指定为辩护人，即无继续出庭的义务。


为了共和国刑事法治的完善——访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生导师赵秉志教授

2001年2月9日 14:07 本报记者　晏向华
　　赵教授的声名，在法学界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对赵教授的采访计划，也是列于“法学英才”栏开办之初。遗憾的是，几次与赵教授联系未果。对于这次迟到的采访，我深有对名家不恭的忐忑，而赵教授根本不以为意，并且以最快的速度给我提供了所需资料。
　　对于这样一位知名教授，一篇短短的采访文章实在是难以表其丰硕。这里仅以素描方式建立起其基本形象：赵秉志，新中国首届刑法学博士，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刑法学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多种全国性学术职务，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个人专著、主编及合著书籍150余部，人们常以“著作等身”形容一个人的成果斐然，可是赵教授早已是著作超身了。对于一个年富力强的学者，你可以想见其中的勤勉和渊博。
　　对于中国刑法学的发展，赵教授可谓是倾尽心血。1988年至1997年，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修改小组主要成员之一，他始终参与了中国刑法典的修改工作。他主张对刑法观念进行更新和变革，树立经济刑法观、效益刑法观、民主刑法观、平等刑法观和开放刑法观。对于刑法中的一系列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里仅择要予以介述：
　　其一，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与类推的废止问题。我国1979年刑法典没有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且在第七十九条规定了类推制度。要不要废除类推制度?这一问题曾经在学者之中产生过诸多争议。赵教授旗帜鲜明地认为，类推不利于法治和人权的保障，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符合世界刑法发展潮流，有利于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有利于强化刑事司法。赵教授和其他一些学者力倡的这一主张得到了立法者的采纳，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第三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其二，关于死刑的立法完善。赵教授认为，重刑主义思想是同态复仇报应观念的反映，立法者对死刑的作用应有冷静、客观的认识。过分崇尚和依赖死刑，则必然会使法律失去正义性和合理性，从而失去公众的尊重和支持。他提出坚持以总则和分则相结合控制死刑，对经济犯罪和财产型犯罪原则上可考虑删除死刑，从尊重人的生命权利，推进刑罚文明与进步等诸方面看，尽量减少甚至在将来条件成熟时逐渐废除死刑，应是我国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
　　其三，对犯罪主体的研究。赵教授认为，犯罪主体通过影响刑事责任程度进而对刑罚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因犯罪主体情况的影响而从宽、从严适用刑罚或者是限制刑种的适用。他早在1987年即明确主张刑法对已满14岁不满16岁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罪种范围应当明确限定，并主张对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这些主张在我国新刑法典中都得到了立法的采纳与体现。
　　其四，关于妨害司法活动的立法完善。1979年的刑法典分则对这类犯罪没有集中规定，而是分散地规定于若干章节中。1988年应国家立法机关邀请参加修改刑法典的起草与论证工作后，赵教授提出了增设妨害司法活动罪专章的建议。随后，他又以此为题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并推出了有相当深度的研究成果《妨害司法活动罪研究》。在他的倡导下，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分则第六章第二节设立了“妨害司法罪”专节，并增设了妨害证据罪、破坏监管秩序罪等新罪名。
　　多年来，赵教授在异常繁忙的教学科研工作之余，还抽出相当精力参与许多重大学术活动。这里简列如下：参与中国刑法典的修改和研拟工作；参与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司法解释创制、疑难案件的咨询工作；参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北京市学位委员会的学科评议工作；参与全国刑法学科的学术组织与协调工作；参与国家港澳台事务主管部门的有关法律研究与咨询工作。
　　在我与赵教授联系采访事宜时，他又即将赴法国、德国讲学和研究。透过赵教授永远匆匆的身影，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法学建设繁荣而光辉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