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水果、花卉、中药材及牧草检疫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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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水果、花卉、中药材及牧草检疫工作的通知
关于加强水果、花卉、中药材及牧草检疫工作的通知
农业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林、农牧、农牧渔业）厅（局），各口岸动植物检疫局：
自1983年1月3日国务院颁布《植物检疫条例》以来，农业植物检疫部门按照分工，在水果、花卉、中药材等植物及植物产品的检疫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效地保护了上述植物的安全生产。但是，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了农业、林业部门对水果、花卉、中药材等植物交叉检疫的问题
。为了保证《植物检疫条例》的贯彻实施，经国务院领导同意，国务院办公厅于1997年3月以国办函（1997）19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水果、花卉、中药材等植物检疫分工问题的函》，对上述植物的检疫分工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下发以后，大多数省、自治区、
直辖市都积极地进行了贯彻落实，但也有一些地方贯彻落实的进度不快，有的地方甚至还存在模糊认识。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精神，加强水果、花卉、中药材和牧草（含草坪草）的检疫工作，现通知如下：
一、统一认识，明确农业植物检疫部门的管理职责。有关水果、花卉、中药材等植物的检疫问题，国务院法制局办公室在给林业部办公厅的复函（见附件）中，进一步重申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水果（核桃、板栗等干果除外）、花卉（野生珍贵花卉除外）、中药材由农业植物检疫机构负
责检疫的分工规定，各地要认真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务院法制局的文件精神，积极做好协调工作，认真履行农业植物检疫部门的职责。
二、认真做好水果、花卉、中药材和牧草（含草坪草）的检疫工作。各地要按照植物检疫操作规程，严格进行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工作，切实防止检疫对象的传播蔓延。
三、加强对国外引进上述植物种苗的检疫工作。各农业植物检疫机构要按照农业部关于国外引种检疫规定的有关程序和权限，认真做好国外引进种苗的检疫审批和引进后生长期间的疫情监测工作。各口岸动植物检疫机构要加强对国外引种检疫审批单的审核和引进种苗的检疫工作，对不
符合国务院办公厅检疫分工规定的越权审批单不予接受报检，并请引种单位按规定重新办理审批手续，对检疫中发现问题的种苗要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四、各级农业植物检疫机构要坚持既把关又服务的原则，努力提高工作质量，并加强同林业检疫机构和动植物检疫机构的配合，切实做好植物检疫工作。
一九九七年五月三十日国务院法制局办公室
林业部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请我局研办你部《关于对〈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水果、花卉、中药材等植物检疫分工问题的函〉的意见的函》（林护呈字〔1997〕6号）。经研究，函复如下：
一、根据《森林法》的有关规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森林资源的保护、利用、更新和监督管理，并负责规定林木种苗的检疫对象，划定疫区和保护区，对林木种苗进行检疫，但并未明确规定水果、花卉、中药材归林业部门检疫。林业植物的检疫，还应当依照1992年5月国务院
颁布的《植物检疫条例》和国务院有关职责分工的规定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水果、花卉、中药材等植物检疫工作分工问题的函》（以下简称国办函〔1997〕19号）符合《植物检疫条例》的规定，并考虑了农业部、林业部过去协商一致的检疫分工，不存在违反《森林法》的问题
。
二、国办通〔1993〕29号关于“‘茶、桑、果’的行业管理原则上由农业部负责，其中山区的部分由林业部管理，并纳入林业统计范围”的规定，主要是根据现状，明确茶、桑、果的行业管理分工和统计口径，并不涉及茶、桑、果的检疫问题。不能据此认为“茶、桑、果”的检
疫由林业部负责。
三、国办函〔1997〕19号文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已经规定由林业部门植物检疫机构对水果、花卉、中药材检疫的，可按其规定执行，因此不会造成各地在执法中新的矛盾和困难。
四、林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应当严格遵守国办函〔1997〕19号文的规定，密切配合，切实做好植物检疫工作。
1997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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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语境中的绿色壁垒及我国的法律对策
高军１ 罗锦祥２
摘要：环境保护是WTO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随着关税的降低以及传统的非关税壁垒的取消，一些发达国家利用WTO环境议题的漏洞，将贸易与环境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在国际贸易中大肆推行绿色壁垒这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文章分析了WTO语境中绿色壁垒的形成原因及其表现形式，从法律的角度提出了我国应对发达国家绿色壁垒的对策。
关键词：绿色壁垒 WTO 法律对策
绿色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领域，一些发达国家凭借其科技优势，以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为目的，通过立法，制定繁杂的环保公约、法律、法规和标准、标志等形式对国外商品进行的准入限制。它属于一种新的非关税壁垒形式，已经逐步成为国际贸易政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绿色壁垒的诞生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和科技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全球生态环境却日益恶化,人类开始对自身行为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关注环境、保护地球，寻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成了人类的主题，它构成了绿色壁垒诞生的间接原因。绿色壁垒诞生的直接原因是，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随着新一轮世界贸易自由化趋势的推动，关税之墙普遍变矮。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所形成的协议中对关税壁垒及传统的非关税壁垒的有关规定越来越严格，各国利用关税和传统的非关税方式来限制进口的余地已经很小，贸易保护主义不得不寻求新的贸易保护手段来实施其贸易保护战略，这种背景下，贸易与环境两个问题便被一条绿色的纽带捆绑在了一起，绿色壁垒遂应运而生。绿色壁垒往往以WTO有关协定及国内公开立法为依据，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消费者保护环境、维护健康等正当合理的要求，在形式上具有合法性，“将成为影响21世纪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逐步替代关税和传统的非关税壁垒的贸易壁垒，成为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和高级形式”②。因此，探讨WTO语境中的“绿色壁垒”问题并寻求法律解决的途径是不无意义的。
一、WTO与“绿色壁垒”
WTO作为以促进贸易自由化为主旨的规则体系，在本质上是倾向于减少贸易障碍的。但如果不把环境因素纳入贸易规则之中，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生产、市场及资本的国际化，污染循环的速度也将大大加快，单纯强调贸易自由化会增加对环境的压力。由于贸易过程对环境有较大的影响，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因此，众多学者呼吁应对GATT（关贸总协定）/WTO进行体制改革，修订其法律原则，使得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能共同、和谐地发展，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的。1971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第一次环境与发展大会上， GATT起草了一项关于“工业污染控制与国际贸易”的研究报告，首次就环境与贸易问题作了探讨，并于同年11月成立“环境措施与国际贸易工作组”。到1994年马拉喀什部长级会议上，GATT缔约方通过《关于贸易与环境的决议》，明确指出了环境与贸易之间的关系，突出了为实现环境保护、自由贸易与持续增长三者之间的相互促进的宗旨，并于1995年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属下的“贸易与环境委员会”，该委员会定位是用GATT的观点来解释环境问题，强化对贸易与环境的管理，促进可持续发展。
绿色壁垒在法律上的依据,可以追溯至1947年的GATT,后被GATT1994所代替。GATT1994第20 条“一般例外”在第2和第7款中规定，只要不对情况相同的成员国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任何成员国都有权采取为保障人类和动植物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以及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的有关措施；《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4条，也规定了“一般例外”条款，允许成员国采取“保护人类与动物健康和生命的措施”，“基于养护可用尽的天然资源保护”为目的，可以背离WTO的基本原则和承诺；《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规定，“不应阻止各成员采取或实施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只要这些措施的实施不违反非歧视原则和构成变相的限制。缔约方可以实施高于国际标准、准则或建议的措施，只要这些措施有其科学的依据。同时还引入了“预防原则”，允许在找不到“科学依据”时，可以临时性地采取更严格的卫生检疫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允许成员国在制定环境技术标准时以国际标准为基础可实行自愿标准，规定各成员有权在其认为适当的程度内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以及保护环境，只要其对贸易的限制不超过为实现这一合理目标所必需的程度。当环境问题出现紧急情况时，成员可采取较为简便的程序以公布或通知其技术规章和标准。此外，《农产品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补贴与反补贴协议》、《政府采购协议》以及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作出的《关于贸易与环境的协议》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贸易与环境问题作了规定。
由于环保问题在WTO中处于发展阶段，“环保例外条款”尚存在诸多缺陷。例如，规定十分强调各成员方的权利享有，但对于行使此权利缺乏明确有效的约束性规范；同时，规范内容本身过于抽象，关键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难以界定，给条款留有极大的解释空间，使得这些条款在实际作中具有非常大的弹性，结果很容易被滥用，这就使得所有的绿色壁垒均能披上合法的“外衣”，而不论其真正目的何在。从一定意义上讲，WTO中的这些“环保例外条款”为贸易保护主义者设置绿色壁垒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绿色壁垒的类型及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
目前，绿色壁垒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绿色卫生检疫制度。是指国家有关部门为了确保人类及动植物免受污染物、毒素、微生物、添加剂等的影响，对产品实行全面的严格检查，以防止超标产品进入国内市场，一些发达国家往往设置过高的技术标准作为控制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其市场的重要工具。2、单方设置绿色环境标志。绿色标志是指认证机构依据一定的环境保护标准、指标或规定，向有关自愿的申请者颁发以表明其产品或者服务符合要求的一种特定标志，获得绿色环境标志的产品表明该产品比其他在功能和竞争上类似的产品将产生较小的危害。各国的实践表明，无环境标志产品的进出口将受到数量和价格上的限制，对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形成了巨大的障碍。3、“绿色包装制度”。绿色包装是指能节约资源，减少废弃物，用后易于回收再用或再生，易于自然分解，又不污染环境的包装。许多发达国家制定了较高且比较完善的包装材料标准、包括废弃物的回收、复用和再生等制度。发展中国家要想将自己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或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必须满足绿色包装的要求，否则，其产品就不可能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4、绿色关税制度。发达国家根据GATT1994第2条规定对一些污染环境和影响生态，可能对环境造成威胁及破坏的产品征收进口附加税，或者限制和禁止商品进口，甚至对其实行贸易制裁。但是，在标准的实行上常常内外有别，明显带有歧视性的规定，可以说是以绿色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除上述几种形式外，绿色壁垒的表现形式还有“绿色反补贴”、“绿色反倾销”、环境贸易制裁、强制ISO14000认证、繁琐的进口检验程序和检验制度，以及要求回收利用、政府采购、押金制度等。
“绿色壁垒”一经出现便在全球范围迅速蔓延，到1992年底已有152个国际环保条约出台，某些国家和地区也各自订立了名目繁多的环保“篱笆”。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贸易大国，我国农产品、食品、机电产品、纺织品、服装、化工产品、玩具、中药等产品的出口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发达国家绿色壁垒的阻碍，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③有资料显示，1998年，上海对德国出口的单装内衣，因含偶氮染料而被迫中止出口，减少外销额达500万美元。同年欧盟以保儿童的身体健康为名，开始启用新的玩具卫生标准，规定儿童玩具中不得含有聚氯乙烯等成份，仅这一项规定就给我国玩具出口企业造成15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据联合国的一项统计，由于不符合国外日益严格的环境标准，我国2002年约有74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受阻。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出口商们却发现，与以前相比，“关税壁垒”虽然低了，但是以“绿色壁垒”为主体的“非关税壁垒”却越来越高，越来越森严。中国商品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并不一定比加入WTO之前更容易,在一定程度上讲，“绿色壁垒将成为21世纪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出口贸易发展面临的最多也是较难突破的壁垒”④。如何冲破这些发达国家设置的“绿色壁垒”，将产品成功打入国际市场，对我国企业来说是一个严肃的考验。
三、我国应对绿色壁垒的法律对策
绿色壁垒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体现了消费者保护环境、维护健康等合理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可以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阻止外国商品进口的“挡箭牌”。因此，绿色壁垒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分，区分正当与不正当的绿色壁垒主要应“从进口国实施绿色壁垒的动机来分析”，“如果进口国假借环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其抬高环保标准实际上是为了构筑阻挡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屏障,那么这种绿色壁垒无疑就是不正当的”。⑤具体而言，主要看绿色壁垒的设置是否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具体行为是否有本国已颁布的、全国统一规定的法律法规条款作为依据；第二，是否符合WTO／GATT规定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不符合这两个条件，则可以认定为是以环境保护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笔者认为，在正确区分绿色壁垒设置目的的基础上，我国应对绿色壁垒总的原则是：对合理的绿色壁垒，应当“苦练内功”，提高贸易领域的环保水平以适应它，但对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的行为应当依法坚决斗争。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以下法律对策。
第一、在国内立法方面，应加快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与国际接轨的步伐，缩小与发达国环境保护水平的距离。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社会在处理贸易与环境争端案件时，与贸易有关的国际环境法和国内环境法往往倍受重视，所引用过的几百个国际环境协议，都没有受到质疑和责难。从已处理的贸易与环境争端的一些案例的裁决来看，只要引用的国内环保法律规定准确、有权威性，维护环境利益的一方往往胜诉，而对环境保护不利的一方则往往败诉。因此，必须加速与贸易有关的环境立法。同时，在立法时需根据WTO透明度原则的要求，及时、全面地公布立法内容，对审批与检验的程序、项目、标准和期限要尽量明确、具体，以增加政策法规体系透明度，避免引起其他WTO成员方的质疑。此外，为切实提高我国产品的质量，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可以采取三种途径：１、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或激励企业实施IS0 14000获取进入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２、通过采取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环境税收等手段，利用财政、税收、信贷等多种政策导向促进企业推行清洁生产；３、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标志制度，积极参与双边或多边的环境标志互认，健全环境标准体系，加快与国际环境标准接轨的步伐。
第二、建立绿色壁垒的预警监测和快速反应机制。政府应尽快建立国外技术性壁垒的预警机制，加强对国外环保认证标准的研究，收集国外的绿色壁垒措施，建立绿色壁垒信息中心和数据库，对“绿色壁垒”给我国出口商品和市场带来的现实和潜在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同时深入地研究WTO有关环保争端的案例及贸易伙伴国的环境立法和贸易政策，以期“知己知彼”，并及时地将信息反馈给有关部门和企业，做好防范工作，采取积极措施，突破国外的绿色壁垒。
第三、构筑本国合理的绿色壁垒。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保护人民健康和环境，合理有效地保护国内主导产业和幼稚产业，我国在应对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的同时，可以从他国的经验中，找出我国可资借鉴的内容，制定相应的绿色认证制度和技术指标体系，具体的说就是制订一套严格的、符合WTO规则的控制进口的环保标准、法律法规，逐步建构适应我国市场经济要求的绿色壁垒，坚决禁止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包括危险废弃物、国外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加强进口商品检验和检疫力度，防止危害人民安全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以切实维护我国的环境利益。另外，针对那些对我国产品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国家和地区，还可以起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作用。
第四、充分利用WTO有关协议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条款。对发展中国家给予差别和优惠待遇是GATT/WTO处理发达国家成员与发展中国家成员之间贸易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应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条款，争取在技术标准方面享有差别待遇，如果遇到国外不合理的技术贸易壁垒应主动与对方协商，达不成协议，可提交技术贸易壁垒委员会仲裁。此外，随着 WTO的运行逐步从“实力导向”转为“规则导向”，我国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密切联系，加强团结与合作，一起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有关环境与贸易关系的讲座和谈判。在谈判制定贸易与环境协议时，要充分利用 WTO 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原则、“利益均享”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调发展中国家应享有差别与更优惠的待遇，在多边谈判的基础上纠正现有环保条款的缺陷，与发达国家成员共同制定能够真正顾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状与要求的公正合理的环保条款，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力争让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治理环境污染的技术和资金援助。
第五、利用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冲突。争端解决机制是 WTO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被WTO前任总干事鲁杰罗誉为WTO的“最独特的贡献”。⑥利用这一机制对突破发达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具有建设性作用，自生效以来，由发展中国家提交裁决的双边贸易争端占总数的80%以上，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压力之下，迫切希望通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争端。特别是巴西和委内瑞拉申诉美国汽油管制案胜诉且美国接受了WTO的裁决，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WTO的信心。因此，对于那些违反WTO规则，以环境保护为名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行为，我国政府及企业应积极应对，充分利用WTO中的谈判机制、合法对抗机制、报复机制、非歧视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以及双边或多边环境协定所认可的最惠国待遇提出抗辩，通过贸易与环境委员会等机构来坚决予以抵制，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谈判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依据WTO规定的原则和程序，可以将争端提交WTO争端解决机构解决，在国际法治背景下使用法律手段避免绿色壁垒对我国的滥用。
参考文献：
①黄立新.绿色壁垒及我国的应对策略[Ｊ],外向经济,2000,(1)
②④江小涓等.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321、334
③裴平.绿色壁垒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与对策[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0增刊
⑤⑥朱晓勤.ＷＴＯ与绿色壁垒:若干法律问题分析[J],厦门大学学报,2001(4)
本文发表在《特区经济》05年第7期
摘要：证据素养是指侦查人员在办理案件全过程中，潜意识对案件的准入、事实的认定必须要以证据为核心，没有证据不能认定案件事实的思维及行为模式。在具体执法行为中，它更多的表现为证据判断。证据素养所涵盖的证据应当是具备法定证据形式、具有证据能力，并依法调查、侦查程序达到法定证明标准的证据。基于我们当前刑事诉讼的实际，对证据素养作广义理解，即作为侦查部门及其人员依据证据法的基本原则，既体现在侦查阶段的收集、审查和运用证据认定犯罪事实上，还适用于提起公诉、审判阶段的证明过程；不仅规范实体法事实的证明，而且还约束指导着程序法事实的证明。
关键词：证据素养；证据意识；取证技能；证据判断
经济犯罪是指单位和自然人为谋取非法利益，在经济领域中违反国家经济管理制度，危害经济运作正常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它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从传统的侵犯财产的犯罪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动态犯罪 。定义中不难看出，对经济犯罪的界定与社会整体的现世运行须臾不可分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执法实践中，经济犯罪案件的罪与非罪、罪与罚、此罪与彼罪的纠结不胜枚举，原因在于经济犯罪事件起因均从民事经济行为开始，动态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社会危害性，最终应由刑罚得以界定，而通过刑事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根本则是对于证据的存废、厘清、判断及甄别。例如，在吴英集资诈骗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一是被告人吴英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二是关于本案属于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的问题，三是被告人吴英的行为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的问题。执法实践通过大量的证据组合、相互印证在一审判决吴英死刑，二审维持，最高人民法院不核准死刑，重审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目前吴英的申诉请求只有一个：依法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2)浙刑二重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改判无罪。案件的纠结穷其本源，无不出于各方对证据的理解、把握与认知上的差异。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灵魂。经济犯罪侦查中的证据素养从宏观层面上理解，是运用证据对法律事件整体进行认定，形成有效证据链条，从而解决罪与非罪、罪与罚、此罪与彼罪的问题；从微观层面上看，则是侦查人员的证据思维、证据意识及取证技能，从而达到侦查终结所具备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 。观历来的刑事法律、法规的制定、颁布、实施，无不与侦查人员的取证素养能否提升有关。宏观方面讲，从立法的目的、原则看，即是潜意识培养侦查人员明晰该立法所解决哪一类的法律问题。从微观视角看，则是法律问题的解决路径需要如何运行，而执行的内容体现的则是具体的证据本身。例如，为进一步强化证据观，规范证据的运用及证明活动，各执法最高部门规定了“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 ”，明文确立了办案人员应具备的证据素养。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宪法原则的细化与纵深。侦查人员良好的证据素养，具体在信息预警、分析案情须建立在证据基础上，解决当事人的利益诉求以证据客观存在为前提，认定案件事实应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切都要靠证据说话，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对存疑的证据，充分发挥侦查部门的主观能动性，依法律赋予职责，确保受理、立案、侦查、采取强制措施、侦查终结各阶段依据的事实证据确实、充分；用合法的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杜绝非法证据的存在。笔者根据多年的理论思考、执法实践经历，拟从证据素养的内涵解读出发，结合当前刑事诉讼的实际，对侦查部门及人员关于证据使用的理念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通过证据素养的形成，坚持合法证据判断原则，尽量减少、抑或杜绝由于证据违法造成的冤案及案件办理过程中不必要的补充侦查、案情反复、证据纠结等。
一、证据素养的确立及其价值
侦查工作处于公安业务工作的中心位置，对案件而言，它是案件成立的起始，直接决定公诉工作与审判工作的顺利与否，体现着公安机关的执法水平和执法形象。由于受传统侦查制度、理念的制约和影响，侦查工作并没有完全顺应现代刑事诉讼的发展、变化，一些内在的规律、特点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固有的经验、做法亦值得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和思考。证据作为执法办案的核心，引领侦查办案全过程，作为侦查部门及其人员，面对当前的法制环境、侦查办案体制、社会人文以及侦查人员的自身的知识储备、证据意识，使得执法办案过程中的取证环境不能够尽如人意。证据判断上既有主观认识不到位的问题，亦有客观不能之现象。规范也好，制约也罢，犹如双刃之剑。
证据素养体现执法实务上，一是证据判断原则引导侦查过程，无论是受理、初查、立案、采取强制措施，还是案情分析、制定侦查计划，均需要证据的确认；二是取证过程中必须具备的程序意识、证据思维、取证技巧，即用具体执法行为诠释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法律性。
从证据判断原则的历史衍化看，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与时代价值。首先，它扬弃了历史上的神判制度，确立了证据在执法过程的理性价值。譬如，神誓、水审、火审、决斗等神明裁判方式，这些都是源于对神的崇拜的感性证明方式，所得到的“证据”与“事实”和现代证据的要求相去甚远。证据判断原则的确立终结了这种非理性的证明方式，将案件事实的认定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之上。使得人们对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的执法行为充满信心，法律权威从而得以树立。其次，证据判断原则否定了刑讯逼供下的依口供定案的证据制度，彰显了证据法的程序价值。譬如我国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刑讯逼供都是被普遍采用的，是获取口供的必要手段。在以口供为中心的证据制度中，程序和人权是没有任何位置的。我国历次立法强调的，尤其近年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是从可操作的角度确立了依法定程序运用证据认定事实的重要性，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最后，证据判断原则克服了自由心证可能带来的恣意与任性，弘扬了证据的法治价值。证据判断原则与自由心证原则紧密相连，是自由心证实现的前提和保障；自由心证要求办案民警依靠良心和理性自由判断证据的证明力，为防止办案民警的主观随意性和片面性，依据证据判断的要求，法律严格制定程序、规范运行执法调查程序对证据取得进行把握与规范，并对事实的认定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进而实现法治公平、正义，实现法的功能。
二、证据素养内涵的诠释
证据素养是指侦查人员在办理案件全过程中，潜意识地对案件的准入（即受理、初查、立案）、事实的认定，内心确认必须要以证据为核心，没有证据不能认定案件事实的思维及行为模式。体现在具体执法行为中，它更多的表现为证据判断。执法行为的展开，前提便是对证据的判断。证据判断原则中的“事实”和“证据”都有着丰富而独特的涵义，并以此对侦查活动发挥着规范和指导作用。
（一）证据判断原则中的“事实”
证据判断原则中的事实，即需要依靠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或称待证事实；对于没有必要运用证据证实的事实或者与案件无关的事实，则不受证据判断原则的约束。作为证明对象有待证事实通常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与我们立案所解决的法律问题相联系，是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的事实，因而构成各项判断的事实基础；二是均为法律明文规定的事实；三是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需要查明的案件事实：1、犯罪行为是否存在；2、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3、犯罪行为是否为犯罪嫌疑人实施；4、犯罪嫌疑人的身份；5、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目的；6、犯罪嫌疑人的责任以及与其他同案人的关系；7、犯罪嫌疑人有无法定从重、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免除处罚的情节；8、其他与案件有关的事实 。同时又要明确，每一具体罪状都有其自身的证据规格、取证角度，是共性与个性的综合。
（二）证据判断原则中的“证据”
证据判断原则中的证据有其特定的涵义和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证据必须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即认定案件事实应依法定的证据种类，如法定证据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以上八类证据。换句话说，在案件侦查中任何上述证据以外的，如主观猜测、预断等，都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在经验基础上的判断亦需要遵循证据判断原则。在侦查办案实务中，我们常常根据现有证据确定侦查方向，制定侦查计划，但是要在侦查活动这一动态过程中，必须根据证据获取程度及时校正侦查方向及计划，避免走弯路，甚至出现更差的结果。譬如，执法实务中出现的，相似手段集资行为，有的办案部门立为非法集资案、有的立案为集资诈骗、有的则立为非法经营。为何出现这样的差异，而且最终均得到法院的判决。这就是根据证据收集情况，不同办案机关、部门对该行为的认知博弈的结果。经济犯罪本身是一种动态犯罪，而我们的执法是一动态执法，日常所讲的案件经营即是动态获取证据的过程。
其次，证据必须具有证据能力。所谓证据能力，即证据的法律资格。证据判断特别强调证据的合法性，证据的收集和取得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对于非法获取的证据应当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譬如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口供，以暴力、威胁等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等证据。这旨在强调遵守法定程序、严格依法取证的重要性。
再次，办案民警应明确，证据最终须经法庭调查的证据。法律规定证据必须经查证属实，方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当前的刑事诉讼环境，譬如办案人员出庭作证，则说明证据的证据能力及证明力只有经过庭审程序依法定调查程序进行严格审查，此证据方能作为判断案件事实的依据，并受到审判公开、直接言词、疑罪从无等原则的规制。
最后，证据应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一方面，证据判断原则依据的证据只有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才能侦查终结。譬如侦查终结所要求的“证据确实、充分”细化为：一是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是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是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强调必须排除其它的可能性；四是共同犯罪案件中嫌疑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是根据证据推断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唯一性。另一方面，如果既有证据没有达到上述证明标准，则无法侦查终结，即使到了法院，也会依证明责任的分配，做出疑罪从无的无罪判决。
综上，证据判断原则是指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以证据为根据；没有证据不能认定案件事实。在执法实践中，对于只有判断没有法定证据的、因取证违法不具有证据能力的、未经依法进行证据调查的以及未达到证明标准的情况，均应视为没有证据，而只能停留在确定侦查方向及侦查计划阶段。
三、证据素养在侦查办案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法律是理想与现实的契合点，犹如莲花，根深植入泥土，而证据则如花苞和花瓣向天空伸展。法律是一种把物质利益的摩擦转化成理想之光-公平、正义的艺术，侦查办案人员正是这一艺术的拓耕人。从事经济犯罪侦查专业，政治、经济、法律的知识储备是其必然，执法业务技能、相关法规细则的熟知是其当然，证据素养、获取证据的主观能动性是现阶段刑事诉讼的应然要求。
（一）证据判断原则适用的主体及阶段
作为证据法的基本原则，证据判断发挥效力的空间不仅仅包括在侦查办案全过程，同样也渗透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公正作为案件裁判的内在精神诉求，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进行的各类执法行为均须依靠证据而进行。
首先，“认定案件事实”是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都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对案件认定虽不具有终结性，但是对诉讼参与人，尤其是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保障构成重大影响。如案件的定性、是否立案、采取强制措施等均表明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追诉，是其前奏，拘留、执行逮捕直接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如果上述决定没有根据证据作出，无疑是一起冤假错案的肇始。
其次，作为“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深化和延展，证据判断原则贯穿整个刑事诉讼，发挥证据法基本原则的指导作用。作为现代侦查办案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能够仅仅局限于侦查办案这一视角，更应以整个刑事诉讼为宏观视野，乃至从社会学角度审视经济犯罪侦查，这是符合立法本意和逻辑的。与一般的证据规则不同，作为侦查办案过程中获取的证据应具有统摄性，不仅适用于刑事诉讼各个阶段的证明活动，而且也必然规范侦查活动中对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在刑事诉讼的每一阶段，尤其是侦查办案阶段，应自觉遵守这一原则，根据合法证据对案件事实作出正确的判定，防微杜渐，避免以讹传讹。
（二）证据判断原则适用的案件事实范围
在刑事诉讼中，侦查办案中的事实，既包括实体法上的事实，也包括程序法上的事实，上述的认定均须以证据为其认定的根据。实体法的事实毋须多言，程序法事实是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性事项。如关于搜查、逮捕等强制性措施的合法性、是否存在超期羁押、讯问的合法性及是否属于管辖范围等。由于证据判断原则主要旨在通过证据和程序防止公权力的滥用、保障人权，所以在执法实践中对程序性事实、采取强制措施的事实需要适用证据判断，以凸显对公权力的制约。
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本身无合法与非法之分，有了程序法之于证明案件事实行为的界定，则出现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所谓“非法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收集或取得的证据。从广义上讲，非法证据包括四种：1、主体不合法的证据，即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取证主体资格的人收集提取的证据，如鉴定人不具备法定的资格和条件、不具有相关专业技术或者职称的。2、形式不合法的证据，即不具备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证据，如收集调取的物证、书证，在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上没有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物品特征、数量、质量、名称等注明不详的。3、程序不合法的证据，即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取得的证据，如询问证人没有个别进行而取得的证言。4、方法、手段不合法的证据，即使用法律禁止手段获得的证据，如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以非法搜查、扣押或非法侵入住宅等手段取得的物证、书证。狭义上的非法证据则一般指最后一种 。
随着刑事法治的逐步推进，程序法事实证明的重要性也越发凸显。如果说传统的证据判断主要针对实体法事实的认定发挥作用，随着民主、人权保障的落实，证据判断原则对于规范执法动态程序中公权力的启动与行使、切实保障人权中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换句话说，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法治的进步，证据判断原则的适用范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譬如从原有的实体法事实的证明拓展到程序法事实的证明，对于重大程序法事实的认定亦需要以证据为根据，没有证据不能做出判断。
四、证据素养的形成路径依赖
（一）办案部门证据素养形成的路径依赖
针对当前变化了的刑事诉讼环境，经济犯罪侦查部门及其侦查人员，要转变原来的方式、工作方法和工作措施。加强经侦队伍建设同时，注意调整优化经侦民警的知识层级结构，特别是在强化经侦民警的证据意识，在头脑中形成共同的证据体系结构和证据链结构，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来调查取证。经侦民警须在原有知识储备的基础上，认真、持续研习相关法律法规，转变观念，提高意识，降低风险，恪守法律底线。譬如，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这意味着民警在接待律师时，不能再像以往那么随意，双方的地位不再是严重不平等。且律师了解案情时，民警该如何答复，如何在侦查阶段避免律师过早接触到公安机关其时取证尚不到位，从而导致取证困难及犯罪嫌疑人的供词反复。避免的前提，则是充分提高证据的收集意识，做好办理案件的基础工作，依法律程序提前进行证据的收集，尽量让证据不存在先天不足。律师在诉讼过程中的权利得到强化后，不可避免或多或少地对经侦部门的侦查办案带来一定的影响，如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也不受派员在场的影响下，则对于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第一次讯问（或入所前讯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办案人员切实要未雨绸缪，采取行动前就应用法律赋予的手段穷尽所有证据源，讯问时要尽可能做到一次成型，以杜绝证据收集的瑕疵，防止律师恶意影响诉讼。再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刑事诉讼环境新变化之一，法律规定，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这就要求在执法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刑事法律程序，保证在取证程序上不违法。
凡属以上种种，办案部门应着力搞好侦查办案各部门的纵横衔接，避免挈肘，造成证据结构性违法及不必要的瑕疵。纵的方面，办案部门应与侦监、公诉，必要时应与审判，在证据的基础上，针对案件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与罚的认知建立日常联络机制。横的方面，加强分管领导、法制部门、技侦部门、看守所等业务部门的沟通协作，并根据刑事诉讼的需要完善侦查办案机制。
执法部门及各层级领导的戮力同心，其社会责任的勇于担当、善于担当是执法办案一线民警打击经济犯罪的坚强后盾，在程序上严格规范、把关的同时，努力营造一线执法民警的便捷、安全、高效取证环境，使得办案人员专心于案件的侦查，心无旁鹜。准确的讲，部门职责的实现是经济犯罪侦查过程各阶段的质变，一线办案民警的具体执法取证行为是办案各环节中的量变，部门证据意识与执法民警证据素养是须臾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而形成打击经济犯罪的合力，切不可将取证意识在不知觉中成为取证意志。
（二）造就经济犯罪侦查办案人员证据素养的路径依赖
对自身法律信仰的检视。身为一名执法民警，其法律信仰的程度，影响并决定着整个法律事件的趋向，取证责任心对案件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执着于法律信仰的人，奉法律为圭臬，其不会在浮躁的社会背景下随波逐流。对证据的存废判断及其取舍取决于必然的知识储备，对证据的获取要有执着、锲而不舍的态度。上述自由心证渗透于执法行为的行动力、执行力上。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经济犯罪侦查行为是知行合一的综合体，而作为证据素养的形成却来源于执法过程中身体力行及不断的思考，结合知识储备、社会人文、人性本身，是行与思不断博弈的过程。譬如对证据的判断，例举对被害人陈述这一证据证明力的甄别来说明。一般来说，被害人陈述是比较客观真实的，但其也极容易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作出虚假陈述，甚至有个别被害人出于个人私利或者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无事生非，故意制造虚假陈述来诬陷他人。具体而言，在审查被害人的陈述时，除了应当详细分析内容上的逻辑性、真实性外，应当将被害人的陈述与其他证据，尤其是物证、书证等客观性证据相印证，注意发现被害人陈述与其他证据之间的矛盾，如果不能排除矛盾且无证据印证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证据素养体现下意识形态，是将证据内化为准确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恰当裁量刑罚的基础，是解决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与罚的关键之所在，是保证案件质量的“生命线”。执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尤其主办侦查人员对证据的求索，要有着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切不可因程序的繁琐、证据获得的困难、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不同角度对案件本身罪与非罪的认识而终弃。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是用证据说话。譬如在实践中，笔者在2009年初办结的一起祝俊洪合同诈骗、诈骗案，案值不足60万元，却曾历经检察院三次不予批捕，第四次报捕后，经罗庄区人民法院审理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罚金20万元，并退赔所有诈骗资金的法律制裁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祝俊洪未上诉，现在监狱服刑。三次不予批捕，既存在现有证据之于犯罪构成认识上的问题，亦有社会人文因素致使执法环境不尽如人意的成分。
“不用扬鞭自奋蹄”，执法民警证据素养形成本身，是执法理想与法律信仰的良性互动。执法理想与法律信仰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但有所侧重，执法理想所想阐明的是从事执法这一行业所要达到的目的，即为名、为利？法律信仰是灵魂深处的精神依赖，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集合体，从现实作派上讲，当法律信仰与名利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则取法律信仰而对名利予以淡泊。当前的社会人文环境、法制环境常使人的劣根性不遗余力地侵蚀着侦查民警的执法理想与法律信仰。这在执法实务中需要一线民警切实从灵魂深处进行思考、反思，解决好生存与发展之定位，“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现实际遇，何去何从，必须有明确人生态度。否则，人之劣根性所使然，面对变动不居的外在环境，与外部比较、内部权衡、个人间的纵横对比，不同定位会有不同的心灵反应，证据取舍过程中难以保证法律公平正义内在的彰显，由此证据素养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前的刑事诉讼环境，对每位经侦办案民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执法办案中须踔厉奋发，更努力的学习，更智慧的工作，更积极的社会责任担当，更大胆的创新，这将是拓展经侦事业的不竭动力源。
小结
任何一起经济犯罪案件的成功侦办，均是有效证据的集成。而证据素养的形成，则是一个循序渐进，证据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作为经济犯罪铸成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侦办案人员要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宏观大视野下，以个案侦查为视角，践行现阶段刑事诉讼证据的完善，明确证据审查和采信规则以及不同诉讼程序的证明标准，助力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落实，明晰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证明责任审查程序和救济途径等。对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和保护制度，明确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和程序的正确把握与定位，无疑与现阶段刑事诉讼的对接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作者：刘国良 （临沂市公安局 经侦支队二大队，山东 临沂 276000）
高军１ 罗锦祥２
摘要：环境保护是WTO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随着关税的降低以及传统的非关税壁垒的取消，一些发达国家利用WTO环境议题的漏洞，将贸易与环境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在国际贸易中大肆推行绿色壁垒这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文章分析了WTO语境中绿色壁垒的形成原因及其表现形式，从法律的角度提出了我国应对发达国家绿色壁垒的对策。
关键词：绿色壁垒 WTO 法律对策
绿色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领域，一些发达国家凭借其科技优势，以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为目的，通过立法，制定繁杂的环保公约、法律、法规和标准、标志等形式对国外商品进行的准入限制。它属于一种新的非关税壁垒形式，已经逐步成为国际贸易政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绿色壁垒的诞生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和科技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全球生态环境却日益恶化,人类开始对自身行为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关注环境、保护地球，寻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成了人类的主题，它构成了绿色壁垒诞生的间接原因。绿色壁垒诞生的直接原因是，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随着新一轮世界贸易自由化趋势的推动，关税之墙普遍变矮。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所形成的协议中对关税壁垒及传统的非关税壁垒的有关规定越来越严格，各国利用关税和传统的非关税方式来限制进口的余地已经很小，贸易保护主义不得不寻求新的贸易保护手段来实施其贸易保护战略，这种背景下，贸易与环境两个问题便被一条绿色的纽带捆绑在了一起，绿色壁垒遂应运而生。绿色壁垒往往以WTO有关协定及国内公开立法为依据，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消费者保护环境、维护健康等正当合理的要求，在形式上具有合法性，“将成为影响21世纪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逐步替代关税和传统的非关税壁垒的贸易壁垒，成为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和高级形式”②。因此，探讨WTO语境中的“绿色壁垒”问题并寻求法律解决的途径是不无意义的。
一、WTO与“绿色壁垒”
WTO作为以促进贸易自由化为主旨的规则体系，在本质上是倾向于减少贸易障碍的。但如果不把环境因素纳入贸易规则之中，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生产、市场及资本的国际化，污染循环的速度也将大大加快，单纯强调贸易自由化会增加对环境的压力。由于贸易过程对环境有较大的影响，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因此，众多学者呼吁应对GATT（关贸总协定）/WTO进行体制改革，修订其法律原则，使得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能共同、和谐地发展，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的。1971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第一次环境与发展大会上， GATT起草了一项关于“工业污染控制与国际贸易”的研究报告，首次就环境与贸易问题作了探讨，并于同年11月成立“环境措施与国际贸易工作组”。到1994年马拉喀什部长级会议上，GATT缔约方通过《关于贸易与环境的决议》，明确指出了环境与贸易之间的关系，突出了为实现环境保护、自由贸易与持续增长三者之间的相互促进的宗旨，并于1995年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属下的“贸易与环境委员会”，该委员会定位是用GATT的观点来解释环境问题，强化对贸易与环境的管理，促进可持续发展。
绿色壁垒在法律上的依据,可以追溯至1947年的GATT,后被GATT1994所代替。GATT1994第20 条“一般例外”在第2和第7款中规定，只要不对情况相同的成员国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任何成员国都有权采取为保障人类和动植物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以及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的有关措施；《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4条，也规定了“一般例外”条款，允许成员国采取“保护人类与动物健康和生命的措施”，“基于养护可用尽的天然资源保护”为目的，可以背离WTO的基本原则和承诺；《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规定，“不应阻止各成员采取或实施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只要这些措施的实施不违反非歧视原则和构成变相的限制。缔约方可以实施高于国际标准、准则或建议的措施，只要这些措施有其科学的依据。同时还引入了“预防原则”，允许在找不到“科学依据”时，可以临时性地采取更严格的卫生检疫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允许成员国在制定环境技术标准时以国际标准为基础可实行自愿标准，规定各成员有权在其认为适当的程度内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以及保护环境，只要其对贸易的限制不超过为实现这一合理目标所必需的程度。当环境问题出现紧急情况时，成员可采取较为简便的程序以公布或通知其技术规章和标准。此外，《农产品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补贴与反补贴协议》、《政府采购协议》以及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作出的《关于贸易与环境的协议》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贸易与环境问题作了规定。
由于环保问题在WTO中处于发展阶段，“环保例外条款”尚存在诸多缺陷。例如，规定十分强调各成员方的权利享有，但对于行使此权利缺乏明确有效的约束性规范；同时，规范内容本身过于抽象，关键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难以界定，给条款留有极大的解释空间，使得这些条款在实际作中具有非常大的弹性，结果很容易被滥用，这就使得所有的绿色壁垒均能披上合法的“外衣”，而不论其真正目的何在。从一定意义上讲，WTO中的这些“环保例外条款”为贸易保护主义者设置绿色壁垒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绿色壁垒的类型及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
目前，绿色壁垒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绿色卫生检疫制度。是指国家有关部门为了确保人类及动植物免受污染物、毒素、微生物、添加剂等的影响，对产品实行全面的严格检查，以防止超标产品进入国内市场，一些发达国家往往设置过高的技术标准作为控制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其市场的重要工具。2、单方设置绿色环境标志。绿色标志是指认证机构依据一定的环境保护标准、指标或规定，向有关自愿的申请者颁发以表明其产品或者服务符合要求的一种特定标志，获得绿色环境标志的产品表明该产品比其他在功能和竞争上类似的产品将产生较小的危害。各国的实践表明，无环境标志产品的进出口将受到数量和价格上的限制，对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形成了巨大的障碍。3、“绿色包装制度”。绿色包装是指能节约资源，减少废弃物，用后易于回收再用或再生，易于自然分解，又不污染环境的包装。许多发达国家制定了较高且比较完善的包装材料标准、包括废弃物的回收、复用和再生等制度。发展中国家要想将自己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或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必须满足绿色包装的要求，否则，其产品就不可能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4、绿色关税制度。发达国家根据GATT1994第2条规定对一些污染环境和影响生态，可能对环境造成威胁及破坏的产品征收进口附加税，或者限制和禁止商品进口，甚至对其实行贸易制裁。但是，在标准的实行上常常内外有别，明显带有歧视性的规定，可以说是以绿色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除上述几种形式外，绿色壁垒的表现形式还有“绿色反补贴”、“绿色反倾销”、环境贸易制裁、强制ISO14000认证、繁琐的进口检验程序和检验制度，以及要求回收利用、政府采购、押金制度等。
“绿色壁垒”一经出现便在全球范围迅速蔓延，到1992年底已有152个国际环保条约出台，某些国家和地区也各自订立了名目繁多的环保“篱笆”。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贸易大国，我国农产品、食品、机电产品、纺织品、服装、化工产品、玩具、中药等产品的出口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发达国家绿色壁垒的阻碍，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③有资料显示，1998年，上海对德国出口的单装内衣，因含偶氮染料而被迫中止出口，减少外销额达500万美元。同年欧盟以保儿童的身体健康为名，开始启用新的玩具卫生标准，规定儿童玩具中不得含有聚氯乙烯等成份，仅这一项规定就给我国玩具出口企业造成15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据联合国的一项统计，由于不符合国外日益严格的环境标准，我国2002年约有74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受阻。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出口商们却发现，与以前相比，“关税壁垒”虽然低了，但是以“绿色壁垒”为主体的“非关税壁垒”却越来越高，越来越森严。中国商品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并不一定比加入WTO之前更容易,在一定程度上讲，“绿色壁垒将成为21世纪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出口贸易发展面临的最多也是较难突破的壁垒”④。如何冲破这些发达国家设置的“绿色壁垒”，将产品成功打入国际市场，对我国企业来说是一个严肃的考验。
三、我国应对绿色壁垒的法律对策
绿色壁垒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体现了消费者保护环境、维护健康等合理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可以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阻止外国商品进口的“挡箭牌”。因此，绿色壁垒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分，区分正当与不正当的绿色壁垒主要应“从进口国实施绿色壁垒的动机来分析”，“如果进口国假借环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其抬高环保标准实际上是为了构筑阻挡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屏障,那么这种绿色壁垒无疑就是不正当的”。⑤具体而言，主要看绿色壁垒的设置是否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具体行为是否有本国已颁布的、全国统一规定的法律法规条款作为依据；第二，是否符合WTO／GATT规定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不符合这两个条件，则可以认定为是以环境保护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笔者认为，在正确区分绿色壁垒设置目的的基础上，我国应对绿色壁垒总的原则是：对合理的绿色壁垒，应当“苦练内功”，提高贸易领域的环保水平以适应它，但对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的行为应当依法坚决斗争。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以下法律对策。
第一、在国内立法方面，应加快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与国际接轨的步伐，缩小与发达国环境保护水平的距离。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社会在处理贸易与环境争端案件时，与贸易有关的国际环境法和国内环境法往往倍受重视，所引用过的几百个国际环境协议，都没有受到质疑和责难。从已处理的贸易与环境争端的一些案例的裁决来看，只要引用的国内环保法律规定准确、有权威性，维护环境利益的一方往往胜诉，而对环境保护不利的一方则往往败诉。因此，必须加速与贸易有关的环境立法。同时，在立法时需根据WTO透明度原则的要求，及时、全面地公布立法内容，对审批与检验的程序、项目、标准和期限要尽量明确、具体，以增加政策法规体系透明度，避免引起其他WTO成员方的质疑。此外，为切实提高我国产品的质量，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可以采取三种途径：１、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或激励企业实施IS0 14000获取进入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２、通过采取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环境税收等手段，利用财政、税收、信贷等多种政策导向促进企业推行清洁生产；３、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标志制度，积极参与双边或多边的环境标志互认，健全环境标准体系，加快与国际环境标准接轨的步伐。
第二、建立绿色壁垒的预警监测和快速反应机制。政府应尽快建立国外技术性壁垒的预警机制，加强对国外环保认证标准的研究，收集国外的绿色壁垒措施，建立绿色壁垒信息中心和数据库，对“绿色壁垒”给我国出口商品和市场带来的现实和潜在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同时深入地研究WTO有关环保争端的案例及贸易伙伴国的环境立法和贸易政策，以期“知己知彼”，并及时地将信息反馈给有关部门和企业，做好防范工作，采取积极措施，突破国外的绿色壁垒。
第三、构筑本国合理的绿色壁垒。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保护人民健康和环境，合理有效地保护国内主导产业和幼稚产业，我国在应对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的同时，可以从他国的经验中，找出我国可资借鉴的内容，制定相应的绿色认证制度和技术指标体系，具体的说就是制订一套严格的、符合WTO规则的控制进口的环保标准、法律法规，逐步建构适应我国市场经济要求的绿色壁垒，坚决禁止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包括危险废弃物、国外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加强进口商品检验和检疫力度，防止危害人民安全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以切实维护我国的环境利益。另外，针对那些对我国产品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国家和地区，还可以起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作用。
第四、充分利用WTO有关协议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条款。对发展中国家给予差别和优惠待遇是GATT/WTO处理发达国家成员与发展中国家成员之间贸易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应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条款，争取在技术标准方面享有差别待遇，如果遇到国外不合理的技术贸易壁垒应主动与对方协商，达不成协议，可提交技术贸易壁垒委员会仲裁。此外，随着 WTO的运行逐步从“实力导向”转为“规则导向”，我国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密切联系，加强团结与合作，一起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有关环境与贸易关系的讲座和谈判。在谈判制定贸易与环境协议时，要充分利用 WTO 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原则、“利益均享”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调发展中国家应享有差别与更优惠的待遇，在多边谈判的基础上纠正现有环保条款的缺陷，与发达国家成员共同制定能够真正顾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状与要求的公正合理的环保条款，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力争让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治理环境污染的技术和资金援助。
第五、利用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冲突。争端解决机制是 WTO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被WTO前任总干事鲁杰罗誉为WTO的“最独特的贡献”。⑥利用这一机制对突破发达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具有建设性作用，自生效以来，由发展中国家提交裁决的双边贸易争端占总数的80%以上，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压力之下，迫切希望通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争端。特别是巴西和委内瑞拉申诉美国汽油管制案胜诉且美国接受了WTO的裁决，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WTO的信心。因此，对于那些违反WTO规则，以环境保护为名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行为，我国政府及企业应积极应对，充分利用WTO中的谈判机制、合法对抗机制、报复机制、非歧视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以及双边或多边环境协定所认可的最惠国待遇提出抗辩，通过贸易与环境委员会等机构来坚决予以抵制，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谈判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依据WTO规定的原则和程序，可以将争端提交WTO争端解决机构解决，在国际法治背景下使用法律手段避免绿色壁垒对我国的滥用。
参考文献：
①黄立新.绿色壁垒及我国的应对策略[Ｊ],外向经济,2000,(1)
②④江小涓等.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321、334
③裴平.绿色壁垒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与对策[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0增刊
⑤⑥朱晓勤.ＷＴＯ与绿色壁垒:若干法律问题分析[J],厦门大学学报,2001(4)
本文发表在《特区经济》05年第7期
摘要：证据素养是指侦查人员在办理案件全过程中，潜意识对案件的准入、事实的认定必须要以证据为核心，没有证据不能认定案件事实的思维及行为模式。在具体执法行为中，它更多的表现为证据判断。证据素养所涵盖的证据应当是具备法定证据形式、具有证据能力，并依法调查、侦查程序达到法定证明标准的证据。基于我们当前刑事诉讼的实际，对证据素养作广义理解，即作为侦查部门及其人员依据证据法的基本原则，既体现在侦查阶段的收集、审查和运用证据认定犯罪事实上，还适用于提起公诉、审判阶段的证明过程；不仅规范实体法事实的证明，而且还约束指导着程序法事实的证明。
关键词：证据素养；证据意识；取证技能；证据判断
经济犯罪是指单位和自然人为谋取非法利益，在经济领域中违反国家经济管理制度，危害经济运作正常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它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从传统的侵犯财产的犯罪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动态犯罪 。定义中不难看出，对经济犯罪的界定与社会整体的现世运行须臾不可分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执法实践中，经济犯罪案件的罪与非罪、罪与罚、此罪与彼罪的纠结不胜枚举，原因在于经济犯罪事件起因均从民事经济行为开始，动态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社会危害性，最终应由刑罚得以界定，而通过刑事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根本则是对于证据的存废、厘清、判断及甄别。例如，在吴英集资诈骗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一是被告人吴英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二是关于本案属于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的问题，三是被告人吴英的行为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的问题。执法实践通过大量的证据组合、相互印证在一审判决吴英死刑，二审维持，最高人民法院不核准死刑，重审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目前吴英的申诉请求只有一个：依法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2)浙刑二重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改判无罪。案件的纠结穷其本源，无不出于各方对证据的理解、把握与认知上的差异。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灵魂。经济犯罪侦查中的证据素养从宏观层面上理解，是运用证据对法律事件整体进行认定，形成有效证据链条，从而解决罪与非罪、罪与罚、此罪与彼罪的问题；从微观层面上看，则是侦查人员的证据思维、证据意识及取证技能，从而达到侦查终结所具备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 。观历来的刑事法律、法规的制定、颁布、实施，无不与侦查人员的取证素养能否提升有关。宏观方面讲，从立法的目的、原则看，即是潜意识培养侦查人员明晰该立法所解决哪一类的法律问题。从微观视角看，则是法律问题的解决路径需要如何运行，而执行的内容体现的则是具体的证据本身。例如，为进一步强化证据观，规范证据的运用及证明活动，各执法最高部门规定了“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 ”，明文确立了办案人员应具备的证据素养。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宪法原则的细化与纵深。侦查人员良好的证据素养，具体在信息预警、分析案情须建立在证据基础上，解决当事人的利益诉求以证据客观存在为前提，认定案件事实应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切都要靠证据说话，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对存疑的证据，充分发挥侦查部门的主观能动性，依法律赋予职责，确保受理、立案、侦查、采取强制措施、侦查终结各阶段依据的事实证据确实、充分；用合法的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杜绝非法证据的存在。笔者根据多年的理论思考、执法实践经历，拟从证据素养的内涵解读出发，结合当前刑事诉讼的实际，对侦查部门及人员关于证据使用的理念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通过证据素养的形成，坚持合法证据判断原则，尽量减少、抑或杜绝由于证据违法造成的冤案及案件办理过程中不必要的补充侦查、案情反复、证据纠结等。
一、证据素养的确立及其价值
侦查工作处于公安业务工作的中心位置，对案件而言，它是案件成立的起始，直接决定公诉工作与审判工作的顺利与否，体现着公安机关的执法水平和执法形象。由于受传统侦查制度、理念的制约和影响，侦查工作并没有完全顺应现代刑事诉讼的发展、变化，一些内在的规律、特点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固有的经验、做法亦值得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和思考。证据作为执法办案的核心，引领侦查办案全过程，作为侦查部门及其人员，面对当前的法制环境、侦查办案体制、社会人文以及侦查人员的自身的知识储备、证据意识，使得执法办案过程中的取证环境不能够尽如人意。证据判断上既有主观认识不到位的问题，亦有客观不能之现象。规范也好，制约也罢，犹如双刃之剑。
证据素养体现执法实务上，一是证据判断原则引导侦查过程，无论是受理、初查、立案、采取强制措施，还是案情分析、制定侦查计划，均需要证据的确认；二是取证过程中必须具备的程序意识、证据思维、取证技巧，即用具体执法行为诠释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法律性。
从证据判断原则的历史衍化看，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与时代价值。首先，它扬弃了历史上的神判制度，确立了证据在执法过程的理性价值。譬如，神誓、水审、火审、决斗等神明裁判方式，这些都是源于对神的崇拜的感性证明方式，所得到的“证据”与“事实”和现代证据的要求相去甚远。证据判断原则的确立终结了这种非理性的证明方式，将案件事实的认定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之上。使得人们对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的执法行为充满信心，法律权威从而得以树立。其次，证据判断原则否定了刑讯逼供下的依口供定案的证据制度，彰显了证据法的程序价值。譬如我国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刑讯逼供都是被普遍采用的，是获取口供的必要手段。在以口供为中心的证据制度中，程序和人权是没有任何位置的。我国历次立法强调的，尤其近年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是从可操作的角度确立了依法定程序运用证据认定事实的重要性，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最后，证据判断原则克服了自由心证可能带来的恣意与任性，弘扬了证据的法治价值。证据判断原则与自由心证原则紧密相连，是自由心证实现的前提和保障；自由心证要求办案民警依靠良心和理性自由判断证据的证明力，为防止办案民警的主观随意性和片面性，依据证据判断的要求，法律严格制定程序、规范运行执法调查程序对证据取得进行把握与规范，并对事实的认定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进而实现法治公平、正义，实现法的功能。
二、证据素养内涵的诠释
证据素养是指侦查人员在办理案件全过程中，潜意识地对案件的准入（即受理、初查、立案）、事实的认定，内心确认必须要以证据为核心，没有证据不能认定案件事实的思维及行为模式。体现在具体执法行为中，它更多的表现为证据判断。执法行为的展开，前提便是对证据的判断。证据判断原则中的“事实”和“证据”都有着丰富而独特的涵义，并以此对侦查活动发挥着规范和指导作用。
（一）证据判断原则中的“事实”
证据判断原则中的事实，即需要依靠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或称待证事实；对于没有必要运用证据证实的事实或者与案件无关的事实，则不受证据判断原则的约束。作为证明对象有待证事实通常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与我们立案所解决的法律问题相联系，是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的事实，因而构成各项判断的事实基础；二是均为法律明文规定的事实；三是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需要查明的案件事实：1、犯罪行为是否存在；2、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3、犯罪行为是否为犯罪嫌疑人实施；4、犯罪嫌疑人的身份；5、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目的；6、犯罪嫌疑人的责任以及与其他同案人的关系；7、犯罪嫌疑人有无法定从重、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免除处罚的情节；8、其他与案件有关的事实 。同时又要明确，每一具体罪状都有其自身的证据规格、取证角度，是共性与个性的综合。
（二）证据判断原则中的“证据”
证据判断原则中的证据有其特定的涵义和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证据必须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即认定案件事实应依法定的证据种类，如法定证据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以上八类证据。换句话说，在案件侦查中任何上述证据以外的，如主观猜测、预断等，都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在经验基础上的判断亦需要遵循证据判断原则。在侦查办案实务中，我们常常根据现有证据确定侦查方向，制定侦查计划，但是要在侦查活动这一动态过程中，必须根据证据获取程度及时校正侦查方向及计划，避免走弯路，甚至出现更差的结果。譬如，执法实务中出现的，相似手段集资行为，有的办案部门立为非法集资案、有的立案为集资诈骗、有的则立为非法经营。为何出现这样的差异，而且最终均得到法院的判决。这就是根据证据收集情况，不同办案机关、部门对该行为的认知博弈的结果。经济犯罪本身是一种动态犯罪，而我们的执法是一动态执法，日常所讲的案件经营即是动态获取证据的过程。
其次，证据必须具有证据能力。所谓证据能力，即证据的法律资格。证据判断特别强调证据的合法性，证据的收集和取得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对于非法获取的证据应当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譬如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口供，以暴力、威胁等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等证据。这旨在强调遵守法定程序、严格依法取证的重要性。
再次，办案民警应明确，证据最终须经法庭调查的证据。法律规定证据必须经查证属实，方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当前的刑事诉讼环境，譬如办案人员出庭作证，则说明证据的证据能力及证明力只有经过庭审程序依法定调查程序进行严格审查，此证据方能作为判断案件事实的依据，并受到审判公开、直接言词、疑罪从无等原则的规制。
最后，证据应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一方面，证据判断原则依据的证据只有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才能侦查终结。譬如侦查终结所要求的“证据确实、充分”细化为：一是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是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是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强调必须排除其它的可能性；四是共同犯罪案件中嫌疑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是根据证据推断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唯一性。另一方面，如果既有证据没有达到上述证明标准，则无法侦查终结，即使到了法院，也会依证明责任的分配，做出疑罪从无的无罪判决。
综上，证据判断原则是指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以证据为根据；没有证据不能认定案件事实。在执法实践中，对于只有判断没有法定证据的、因取证违法不具有证据能力的、未经依法进行证据调查的以及未达到证明标准的情况，均应视为没有证据，而只能停留在确定侦查方向及侦查计划阶段。
三、证据素养在侦查办案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法律是理想与现实的契合点，犹如莲花，根深植入泥土，而证据则如花苞和花瓣向天空伸展。法律是一种把物质利益的摩擦转化成理想之光-公平、正义的艺术，侦查办案人员正是这一艺术的拓耕人。从事经济犯罪侦查专业，政治、经济、法律的知识储备是其必然，执法业务技能、相关法规细则的熟知是其当然，证据素养、获取证据的主观能动性是现阶段刑事诉讼的应然要求。
（一）证据判断原则适用的主体及阶段
作为证据法的基本原则，证据判断发挥效力的空间不仅仅包括在侦查办案全过程，同样也渗透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公正作为案件裁判的内在精神诉求，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进行的各类执法行为均须依靠证据而进行。
首先，“认定案件事实”是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都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对案件认定虽不具有终结性，但是对诉讼参与人，尤其是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保障构成重大影响。如案件的定性、是否立案、采取强制措施等均表明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追诉，是其前奏，拘留、执行逮捕直接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如果上述决定没有根据证据作出，无疑是一起冤假错案的肇始。
其次，作为“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深化和延展，证据判断原则贯穿整个刑事诉讼，发挥证据法基本原则的指导作用。作为现代侦查办案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能够仅仅局限于侦查办案这一视角，更应以整个刑事诉讼为宏观视野，乃至从社会学角度审视经济犯罪侦查，这是符合立法本意和逻辑的。与一般的证据规则不同，作为侦查办案过程中获取的证据应具有统摄性，不仅适用于刑事诉讼各个阶段的证明活动，而且也必然规范侦查活动中对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在刑事诉讼的每一阶段，尤其是侦查办案阶段，应自觉遵守这一原则，根据合法证据对案件事实作出正确的判定，防微杜渐，避免以讹传讹。
（二）证据判断原则适用的案件事实范围
在刑事诉讼中，侦查办案中的事实，既包括实体法上的事实，也包括程序法上的事实，上述的认定均须以证据为其认定的根据。实体法的事实毋须多言，程序法事实是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性事项。如关于搜查、逮捕等强制性措施的合法性、是否存在超期羁押、讯问的合法性及是否属于管辖范围等。由于证据判断原则主要旨在通过证据和程序防止公权力的滥用、保障人权，所以在执法实践中对程序性事实、采取强制措施的事实需要适用证据判断，以凸显对公权力的制约。
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本身无合法与非法之分，有了程序法之于证明案件事实行为的界定，则出现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所谓“非法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收集或取得的证据。从广义上讲，非法证据包括四种：1、主体不合法的证据，即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取证主体资格的人收集提取的证据，如鉴定人不具备法定的资格和条件、不具有相关专业技术或者职称的。2、形式不合法的证据，即不具备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证据，如收集调取的物证、书证，在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上没有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物品特征、数量、质量、名称等注明不详的。3、程序不合法的证据，即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取得的证据，如询问证人没有个别进行而取得的证言。4、方法、手段不合法的证据，即使用法律禁止手段获得的证据，如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以非法搜查、扣押或非法侵入住宅等手段取得的物证、书证。狭义上的非法证据则一般指最后一种 。
随着刑事法治的逐步推进，程序法事实证明的重要性也越发凸显。如果说传统的证据判断主要针对实体法事实的认定发挥作用，随着民主、人权保障的落实，证据判断原则对于规范执法动态程序中公权力的启动与行使、切实保障人权中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换句话说，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法治的进步，证据判断原则的适用范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譬如从原有的实体法事实的证明拓展到程序法事实的证明，对于重大程序法事实的认定亦需要以证据为根据，没有证据不能做出判断。
四、证据素养的形成路径依赖
（一）办案部门证据素养形成的路径依赖
针对当前变化了的刑事诉讼环境，经济犯罪侦查部门及其侦查人员，要转变原来的方式、工作方法和工作措施。加强经侦队伍建设同时，注意调整优化经侦民警的知识层级结构，特别是在强化经侦民警的证据意识，在头脑中形成共同的证据体系结构和证据链结构，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来调查取证。经侦民警须在原有知识储备的基础上，认真、持续研习相关法律法规，转变观念，提高意识，降低风险，恪守法律底线。譬如，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这意味着民警在接待律师时，不能再像以往那么随意，双方的地位不再是严重不平等。且律师了解案情时，民警该如何答复，如何在侦查阶段避免律师过早接触到公安机关其时取证尚不到位，从而导致取证困难及犯罪嫌疑人的供词反复。避免的前提，则是充分提高证据的收集意识，做好办理案件的基础工作，依法律程序提前进行证据的收集，尽量让证据不存在先天不足。律师在诉讼过程中的权利得到强化后，不可避免或多或少地对经侦部门的侦查办案带来一定的影响，如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也不受派员在场的影响下，则对于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第一次讯问（或入所前讯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办案人员切实要未雨绸缪，采取行动前就应用法律赋予的手段穷尽所有证据源，讯问时要尽可能做到一次成型，以杜绝证据收集的瑕疵，防止律师恶意影响诉讼。再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刑事诉讼环境新变化之一，法律规定，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这就要求在执法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刑事法律程序，保证在取证程序上不违法。
凡属以上种种，办案部门应着力搞好侦查办案各部门的纵横衔接，避免挈肘，造成证据结构性违法及不必要的瑕疵。纵的方面，办案部门应与侦监、公诉，必要时应与审判，在证据的基础上，针对案件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与罚的认知建立日常联络机制。横的方面，加强分管领导、法制部门、技侦部门、看守所等业务部门的沟通协作，并根据刑事诉讼的需要完善侦查办案机制。
执法部门及各层级领导的戮力同心，其社会责任的勇于担当、善于担当是执法办案一线民警打击经济犯罪的坚强后盾，在程序上严格规范、把关的同时，努力营造一线执法民警的便捷、安全、高效取证环境，使得办案人员专心于案件的侦查，心无旁鹜。准确的讲，部门职责的实现是经济犯罪侦查过程各阶段的质变，一线办案民警的具体执法取证行为是办案各环节中的量变，部门证据意识与执法民警证据素养是须臾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而形成打击经济犯罪的合力，切不可将取证意识在不知觉中成为取证意志。
（二）造就经济犯罪侦查办案人员证据素养的路径依赖
对自身法律信仰的检视。身为一名执法民警，其法律信仰的程度，影响并决定着整个法律事件的趋向，取证责任心对案件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执着于法律信仰的人，奉法律为圭臬，其不会在浮躁的社会背景下随波逐流。对证据的存废判断及其取舍取决于必然的知识储备，对证据的获取要有执着、锲而不舍的态度。上述自由心证渗透于执法行为的行动力、执行力上。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经济犯罪侦查行为是知行合一的综合体，而作为证据素养的形成却来源于执法过程中身体力行及不断的思考，结合知识储备、社会人文、人性本身，是行与思不断博弈的过程。譬如对证据的判断，例举对被害人陈述这一证据证明力的甄别来说明。一般来说，被害人陈述是比较客观真实的，但其也极容易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作出虚假陈述，甚至有个别被害人出于个人私利或者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无事生非，故意制造虚假陈述来诬陷他人。具体而言，在审查被害人的陈述时，除了应当详细分析内容上的逻辑性、真实性外，应当将被害人的陈述与其他证据，尤其是物证、书证等客观性证据相印证，注意发现被害人陈述与其他证据之间的矛盾，如果不能排除矛盾且无证据印证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证据素养体现下意识形态，是将证据内化为准确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恰当裁量刑罚的基础，是解决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与罚的关键之所在，是保证案件质量的“生命线”。执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尤其主办侦查人员对证据的求索，要有着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切不可因程序的繁琐、证据获得的困难、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不同角度对案件本身罪与非罪的认识而终弃。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是用证据说话。譬如在实践中，笔者在2009年初办结的一起祝俊洪合同诈骗、诈骗案，案值不足60万元，却曾历经检察院三次不予批捕，第四次报捕后，经罗庄区人民法院审理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罚金20万元，并退赔所有诈骗资金的法律制裁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祝俊洪未上诉，现在监狱服刑。三次不予批捕，既存在现有证据之于犯罪构成认识上的问题，亦有社会人文因素致使执法环境不尽如人意的成分。
“不用扬鞭自奋蹄”，执法民警证据素养形成本身，是执法理想与法律信仰的良性互动。执法理想与法律信仰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但有所侧重，执法理想所想阐明的是从事执法这一行业所要达到的目的，即为名、为利？法律信仰是灵魂深处的精神依赖，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集合体，从现实作派上讲，当法律信仰与名利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则取法律信仰而对名利予以淡泊。当前的社会人文环境、法制环境常使人的劣根性不遗余力地侵蚀着侦查民警的执法理想与法律信仰。这在执法实务中需要一线民警切实从灵魂深处进行思考、反思，解决好生存与发展之定位，“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现实际遇，何去何从，必须有明确人生态度。否则，人之劣根性所使然，面对变动不居的外在环境，与外部比较、内部权衡、个人间的纵横对比，不同定位会有不同的心灵反应，证据取舍过程中难以保证法律公平正义内在的彰显，由此证据素养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前的刑事诉讼环境，对每位经侦办案民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执法办案中须踔厉奋发，更努力的学习，更智慧的工作，更积极的社会责任担当，更大胆的创新，这将是拓展经侦事业的不竭动力源。
小结
任何一起经济犯罪案件的成功侦办，均是有效证据的集成。而证据素养的形成，则是一个循序渐进，证据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作为经济犯罪铸成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侦办案人员要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宏观大视野下，以个案侦查为视角，践行现阶段刑事诉讼证据的完善，明确证据审查和采信规则以及不同诉讼程序的证明标准，助力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落实，明晰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证明责任审查程序和救济途径等。对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和保护制度，明确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和程序的正确把握与定位，无疑与现阶段刑事诉讼的对接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作者：刘国良 （临沂市公安局 经侦支队二大队，山东 临沂 276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