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颁发《违反银行结算制度处罚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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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后期对孝文帝法制改革的推进

刘成江


　　孝文帝太和改革以后，北魏国势进入极盛时期。北魏君主自诩为正统，垂法四海，遗泽流光之雄心益强。宣武帝元恪遵循太和改革的理论框架，热衷于制礼作乐。在对太和律加以补充和修改的基础上，制定了北魏律定本——正始律，北魏法律的可操作性大大提高。同时，通过全面、深入地将封建礼教与法律相结合，基本上完成了北魏法制的儒家化进程。
　　一、北魏律定本——正始律
　　太和年间的改革为推行举国一致遵行的封建道德规范做出了法制保障。太和年间制定的律令法典以及移风易俗措施，使封建意识形态深入基层。由于孝文帝及其后继者宣武帝等北魏帝王笃好儒家经典，大批博闻名儒因经术文史获得重用。帝王的提倡，为儒学复兴提供了汉末以来少有的机遇，北朝教育空前蓬勃发展。宣武帝时，“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语）》。”“髦士盈朝，济济之美”。洛阳朝廷的官僚结构与昔日粗野不文已大相径庭。
　　随着儒学研究的深入，现行律令不够完备，精密，适用时尚有“疑舛”的缺陷显现出来。于是，正始元年（公元504年）冬，宣武帝诏令制新律令，企图通过部分内容和文字的增删和调整，纠正北魏律的内部混乱，提高可操作性。
　　正始定律，由太师彭城王元勰领衔主持。他“与高阳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学者五日一集，参论轨制应否之宜”。当时参与议律者大致分为三类人：第一类是宗室诸王，他们参与议律，提高了议律的规格和权威性。第二类是现任或曾任司法、监察职务，富于司法实务经验的官员，他们的职业化程度高，可以提高立法反映和预测社会需求的准确性，提高立法质量，突出了制律令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点。第三类是中央文职官员，这些人儒学功底雄厚，参与议律令便于糅和礼法。正始律由这么一批名儒文士、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律家、从政实践经验丰富的官僚，“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共同议定制成，其在礼法结合的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迈前律，故有“永作通制”之言。
　　二、礼法结合思想的深化
　　1．尊长卑幼，夫权本位，北魏前期，朝廷重视举告犯罪，忽略亲属相隐。正始年间修律，明确加以矫正，有关亲属容隐的规定正式入律：“律，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窦瑗引经阐释其意，云“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杀害之类，恩须相隐，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见其直。”也就是说，尊长纵有过恶，恩当容隐，卑幼若告，是蔑弃亲权，无人子之心，必须重惩以死刑。
　　家庭内父亲的家长权、男尊女卑的法律地位得到明确肯定。北魏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但若夫先葬在北，妇葬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北）葬”。若妻坟在北，夫死于洛，则“不得以尊就卑”还北，违者犯法。这一规定针对游牧民族宗法观念，宗法秩序相对淡漠，强制予以矫正。
2．贯彻执行身份罪责制，礼为法本，意味着行法必须遵循礼来别尊卑、辨上下，对不同身份的犯罪者异其罪责。正始律非常明确地强调君主及皇族之特别人格、贵族官僚之特殊地位；对于亲属之间相犯，注意分辨相互身份，保证依身份定其罪责。
　　（1）免官和官当细则的完善，在运用刑罚上优待官僚，自汉代就有削爵、免官之类以官和爵抵罪的方式，但多为权宜做法，尚未成为定制。在北魏前期，对于官僚犯罪，也有“以官爵除刑”的官当法，但较少运用。孝文帝改革以后，优免官僚的案例显著增加。到北魏后期，犯罪官吏被追究刑事责任时，大多能藉罚赎、除名、削爵、免官、官当等途径逃避斧钺流徒实刑。皇族的地位特殊，法律规定，他们犯罪，按例削减刑罚等级：“律，罪例减，及先帝之缌麻。”北魏还明确规定官爵折抵刑罚的方法：“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官当适用的主体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贵族，以及官阶在从第五品以上的官僚。他们犯罪，以官阶抵当二岁徒刑。免官者，三年后降先阶一等复叙。
　　以官爵折抵罪刑，有官爵完全当罪刑，也有免去所居官职，保留爵位，还有留官削爵。官职可以抵刑，爵位也可用于抵刑，但这两者也有不同，官阶代表职权大小，爵位指示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高低和经济收益的丰寡；官仅及本人，爵可传后嗣；官多由功得，爵可因亲封；有官未必有爵，有爵大抵有官。若以爵抵刑已尽，尊贵地位永坠；而免官三年可降阶复叙。延昌二年（公元513年），经过群臣讨论，世宗批准了以爵邑抵罪除名后的起复细则，大致内容为有爵者犯罪除名，官职爵位尽失，三年之后，可以各降本爵一等起复。最低爵（散）乡男，爵位已无可降，依其官品起复。
　　从北魏对以官、爵抵当罪刑的等级划分来看，既有晋律梁律的影响，也有自己的创造。它给犯罪官吏留下了重新入仕的门径，使他们的政治前途不至于轻易地被彻底断送。但北魏末期，官当的适用主体大大扩展，不再限于官品从第五品以上者。无官品、无禄恤的“中正”和官廷禁卫等流外勋人皆可以职当刑。特权滥施结果造成刑法威力锐减，吏治江河日下。
　　（2）“八议”制度化，北魏后期，处理八议中人犯罪，要“依律上议”，由有司开具其犯罪事实及所坐罪名，应议之状，凑请集议。然后据旨召集一定范围内的官员评议犯罪人的罪与刑，议定奏裁。若所犯是常罪，通过评议即可获降减其刑的优待。故而请议不仅有提供从宽处罚机会的程序性的意义，也具有刑罚减等的实体性内容，说明“八议”已由过去的抽象的原则转变成为刚性的具体的制度。
　　贵族官僚具有特殊身份，其犯罪不经皇帝批准，不得逮捕。法司审问犯罪的官僚，不得遽用刑讯。皇族尊贵，身份高于常人，“皇族有谴，皆不持讯”是其时惯例。当属籍疏远的宗戚恃特权凌法令十分严重时，朝廷规定“诸在议请之外，可悉依常法”，缩小了享受特权免刑讯的范围。总之，在北魏后期，周礼规定的“八辟”已成为广泛适用的法律制度，特权阶级从告诉开始，就合法地实际享有异于常规司法程序的优待。
　　（3）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礼别上下贵贱、尊卑长幼、内外亲疏。家庭中，尊长对于卑幼有几近绝对的统治权、管教权。卑幼对尊长则须恭谨孝敬，惟命是从。因为亲属之间天性难夺，而又尊卑身份不同，按照儒家的伦理思想，亲属相犯，罪名和刑罚也应不同，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该有差异。北魏后期对亲属相犯，拟罪之前，先查清相互之间的亲疏尊卑长幼关系，再依据服制详定刑罚等差，或加重，或减轻。凡是卑幼伤尊长，如杀祖父母、父母，处分重于常人相杀，所谓“害其亲者?”。 反之，尊长杀卑幼，刑事责任轻于常人。“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但如常人相杀，则处死刑。又如，常人之间，“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但卖子只处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如系尊长处死刑，如系周亲及妾与子妇者处流刑。由此可见，犯罪主体的特定伦常身份对于定罪量刑的重要影响。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加强了礼在刑法中的比重，凸显了北魏法律规范的伦理色彩，将法律以伦常为归宿的发展趋向一展无遗。
　　3．春秋决狱，春秋决狱，即在法律之外，引据公羊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之要义评决狱讼。在汉代，春秋决狱十分盛行。孝文帝太和改革掀起了复礼议礼的热潮，儒家经学披靡风行。居津要者喃喃于朝堂，议事议政动辄引据经义，且以经学修养自淑自炫自重。此风气歆动流俗，比附经义论罪名、定刑度的春秋决狱愈演愈烈。一系列儒家具体法律观点由经义抽绎出来后，被贯彻于司法实践，北魏法律向“应经合义”纵身发展。
　　北魏比较典型的春秋决狱案例：
　　雁门有人杀害其母，刑虬引据“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论证逞凶肆恶害母的罪行不可轻恕，主张对凶犯之子也应处以连作从死，才是忠孝之道，存三纲之义。刑虬又提出，如若引用春秋“父子罪不相及，恶止于其身”的用刑原则，对害母凶犯之子即使恕死，也应将其流放荒远之地，禁止匹配，使凶恶之类杜绝繁衍流传。最终此案依刑虬的建议凶犯之子获刑。
　　偏将军乙飞虎丧父，朝廷给假二十七月。虎并数闰月，诣公府请求复职。领军元珍斥责乙飞虎“麻衣在体，冒仕求荣，实为大尤，罪其焉舍！”主张引用《违制律》“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五岁刑”的规定惩之。三公郎中崔鸿抉隐究微，一一?综郑玄、王肃、杜预等博学硕儒计算丧期的方法，斤斤计较仔细推算后，断定乙飞虎是丧期恰满，不算冒哀求仕，但又责备他毕竟求职过于匆匆，“于戚之理，合在情责”。为惩罚其哀戚不切，判处鞭五十。
　　4．明法慎刑与“覆治之律”北魏后期，士大夫们充分阐述儒家罚必当辜、不枉不纵的刑罚观点，使法制向明法慎刑方面显著发展。与此同时，北魏政府采纳郎中辛雄的建议，规定了关于及时有效地纠正错判和处理上诉案件的“覆治之律”：“律文，狱已成及决竟，经所绾，而疑有奸欺，不直于法，及诉冤枉者，得摄讯覆治之。”也即是说，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之一，即应予以复审：其一是对于“已成之案”，即已发生法律效力或已经执行的判决，若发觉其认定事实有误或适用法律失当，或有枉法徇情，出入人罪之嫌的；二是判决完毕，被判刑之人及其亲属向有关部门申诉冤枉。覆治之律的出现，说明北魏法制在向礼法结合的实体化发展之时，也为提高刑罚效益，自觉地补救本身的缺陷，不断在技巧和细节上改造完善自己。
　　由孝文帝法制改革激起的儒学复兴和喧腾于朝野的议礼热潮，是正始以后经义全面占据法律领地的巨大驱动力。礼教观念几乎是前所未有地影响着法律，要求以法律权利的形式得到切实的确认。相应地，法律也越来越多地确认其存在，大量的礼教内容被提高到法律保护的地位。比较孝文帝改革前后违礼案件的多寡，处理案件的方式差别，再联系官当细则的完善，犯罪留存养亲等制度的建立，可看出，北魏后期法律活动的重心已从先前切实保护君权逐步扩展到保护官僚所代表的阶级特权，保护父权所代表的宗族秩序。刑罚观也由重报复重威慑向威慑教化并重转移。北朝法制正在向优化刑罚总体效益的方向前进。经由多次修律而总结汇成的正始律，作为北魏律之定本，集中了封建法律制度在北魏获得的适合其内在规律的发展成果。它的颁布，标志着北魏法制儒家化基本完成。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陕西省汉中市人民政府


汉中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张骞墓保护管理办法的通知

汉政发〔2009〕21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汉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张骞墓保护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一日



张骞墓保护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张骞墓的保护管理，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发挥文物资源优势，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张骞墓的保护管理工作及其相关活动。

第三条　张骞墓的保护工作，必须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

第四条　城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张骞墓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将张骞墓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协调解决张骞墓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正确处理张骞墓保护与建设规划、旅游发展、群众生产生活的关系，确保文物安全。

城固县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是张骞墓保护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委托张骞纪念馆履行行政执法职责。

城固县人民政府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土地、地质矿产、林业、公安、工商、建设、旅游等有关部门以及张骞墓所在地镇政府，应当根据各自的职责配合县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做好张骞墓的保护工作。

张骞纪念馆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

城固县行政区域内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张骞墓的义务。凡进入张骞纪念馆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二章　保护范围



第五条　为实现对张骞墓本体和其历史环境风貌的有效保护，本办法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陕政发〔1992〕35号）文件批准公布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确定保护区划范围。

（一）保护范围：张骞墓冢东外延100米，西外延140米，南外延192.5米，北外延160米。

（二）建设控制地带：核心保护区东、西、南、北各外延800米。



第三章　经　费



第六条　城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张骞墓保护事业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可根据张骞墓文物抢救、修缮、征集、购买和安全设施建设等需要设立专项经费。

第七条　张骞纪念馆可通过政府投入、社会各界捐助及海外捐赠、国际组织提供的保护经费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鼓励国内外组织或个人为张骞墓的保护捐款、赞助。

张骞墓保护专项资金应当用于张骞墓保护事业，实行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八条　张骞墓的门票收入和其他事业性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门用于张骞墓保护管理。



第四章　规划与保护



第九条 张骞墓保护规划是对张骞墓保护管理的重要依据。张骞墓保护规划由城固县文物行政部门组织编制，由汉中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报经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报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保护规划必须严格执行，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必须报经原批准机关批准后实施。

城固县人民政府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建设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和风景名胜区规划应当符合张骞墓保护要求，与张骞墓保护规划相衔接。

第十条　城固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张骞墓安全责任制，组织有关部门检查重大文物安全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调查处理重大文物安全事故。

城固县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重大文物安全事故防范预案，检查落实张骞纪念馆的文物保护安全措施，并根据需要组织建立群众文物保护组织。

张骞纪念馆应当加强和完善文物保护安全措施，并接受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第十一条　张骞纪念馆负责对张骞墓的日常管理工作，并接受城固县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

张骞墓所在地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可以成立群众性的文物保护组织或者确定文物保护员，协助张骞纪念馆开展文物保护工作。市县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对聘用的文物保护员，应当给予适当报酬。

第十二条　在张骞墓保护范围内实施下列文物保护工程,应当制定张骞墓保护工程方案，并履行报批手续：

（一）新建、改建、扩建文物保护设施；

（二）实施修缮、保养文物工程；

（三）铺设通讯、供电、供水、排水等管线；

（四）设置防火、防雷、防盗设施和修建防洪工程；

（五）其他有关张骞墓保护的建设工程。

张骞墓的保护工程方案，经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后实施。

第十三条　在张骞墓保护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建设前，应当进行考古勘探和环境影响评价，并依法履行报批手续。建设工程的风格、色调和高度应当与张骞墓保护的历史风貌和周边的自然环境相协调。

第十四条　在张骞墓保护范围内，严格控制与张骞墓保护无关的经营活动，确需开展经营活动的，办理相关手续后在规定的区域和范围内进行。

第十五条　张骞墓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和其他资源属国家所有，应当严格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和破坏。

第十六条　张骞墓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设立的界桩及标志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和破坏。

第十七条　张骞墓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张骞墓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张骞墓的义务，有权制止和举报破坏张骞墓的行为,对保护张骞墓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或个人，由张骞墓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八条　在张骞墓保护范围内的各种风景林木和古树名木，不分权属都应当按照规划进行抚育管理，不得砍伐或者迁移,必须冠名、造册登记。需要更新或砍伐的，应当依法审批。

第十九条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在张骞墓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在张骞纪念馆文物和标志上刻划、涂画、张贴；

（二）排放污水、挖砂取土取石、修建坟墓、堆放垃圾和其他可能损害张骞墓安全的行为；

（三）存放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

（四）设置户外广告设施，修建人造景点和其他与张骞墓保护无关的工程。

第二十条　拍摄电影、电视剧（片）、录像或专业摄影需拍摄张骞墓景区、文物、艺术品的，按照审批权限报相应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市县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下进行。

第二十一条　张骞纪念馆应当根据景区的容量，有计划地安排接纳游人，控制游客数量。

第二十二条　张骞纪念馆存放的文物藏品，按照以下规定进行保护管理：

（一）建立档案，分级、分类管理，并报汉中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和陕西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

（二）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和必要的技术手段；做好文物建筑的防腐、防潮、防火、防雷以及维修和防盗工作；

（三）张骞墓纪念馆文物藏品的调拨、交换和借用，应当依据文物等级管理规定，逐级呈报有批准权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三条　对张骞墓保护范围周边可能有地下文物遗存的区域，城固县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进行文物勘察，并由专业考古人员进行技术鉴定，划定地下文物遗存的保护区域。

第二十四条　对张骞墓的修缮，应当依法履行报批手续，严格按照保护规划进行，遵循不改变张骞墓安全、环境、历史风貌的原则，保持原有材料、传统结构和制作工艺。

第二十五条　参与张骞墓修缮的施工单位，必须持有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发给的相应等级的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给的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在通过招投标后方可施工。

第二十六条　城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部门，应当采取措施，继承、保护和弘扬张骞精神，传承地方文化；收集和保存张骞文化、艺术、工艺珍品；设置传统文化博物馆、陈列室；出版、展示、宣传有关张骞的历史文化和优秀作品。

第二十七条　张骞墓保护机构应建立工作日志，并对张骞墓进行日常维护和监测。当发生或可能发生危及张骞墓安全的突发事件时，立即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及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按照有关程序向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通报，寻求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援助。

第二十八条　张骞墓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加强与文物保护有关组织的交流与合作，适时组织对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主要负责人应取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资格证书。其他工作人员应持有县级以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作证上岗。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由公安机关或者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违反第十九条第（二）、（三）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恢复原状，可以并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第十三条、第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由市县以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第七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管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对作出个人处两千元以上罚款、对单位处三万元以上罚款决定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第三十二条　对未经审批、擅自对张骞墓修缮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无资质证书参与张骞墓修缮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并给予行政处罚。

第三十三条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张骞墓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