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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部


关于铁路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铁道部

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教育体制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发展教育的战略思想，全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全体职工，都要认真学习，坚决执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铁路教育经过拨乱反正，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两次召开的全路教育工作会议，基本符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应当继续贯彻执行。
为了多出人才、出好人才，铁路教育必须从体制改革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要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育同经济建设要协调发展。铁路教育必须为铁路现代化建设服务，铁路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铁路教育。
当今世界经济的竞争，主要是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培养在于教育。因此，全路各级领导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把本单位的运输生产和各项工作搞上去，就必须认真抓好教育。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战略远见、不成熟的领导者，领导不了现
代化建设。各级领导一定要象抓运输生产那样抓好教育工作。
一、在地方政府领导下，认真办好铁路中小学
铁路中小学属于部门办学，是补地方办学之不足。按照中央“把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以及“地方要鼓励和指导国营企业办学”的原则，铁路各单位要在地方政府领导下，进一步加强对铁路中小学的领导，在教学、师资来源和培训、教学设备供应等方面，要向地方政府请示汇报，
取得地方政府的支持。
铁道部从方针政策等宏观方面指导铁路中小学工作，主要抓好部门办学的经验交流，改善边远地区办学条件，帮助培训师资。
各单位对所属铁路中小学，要加强管理，不断改善办学条件，每年要为铁路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做几件实事。教职工奖金不应低于本企业职工奖金的平均水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规定对教师的优惠待遇，当地铁路单位均可参照执行；每年都要拿出一定比例的住宅（今年拿出竣
工住宅面积的百分之五）分配给教师，对从事教育工作二十年以上的，要优先照顾。
铁路中小学要努力提高教育质量。要求在一九九○年前，有五分之一以上达到当地先进水平。
二、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铁路职业技术教育是当前铁路教育的薄弱环节，要积极发展铁路中专、技工学校和职业高中。一九九○年，铁路中专、技工学校、职业高中的招生数，要超过铁路普通高中的招生数，以尽快适应铁路对中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的急需。
要充分挖掘中专潜力，调整专业结构，加速设施配套，尽快增加招生数。要扩大中专学校及其主管单位的办学自主权。少数面向全路服务的学校，由部下达招生计划，提供相应的教育经费、基建投资及劳动指标。其余学校，由铁道部提供事业经费，并根据需要适当补助基建投资。铁路
中专是处级单位，学校的党政关系不得下放到分局或处级机构代管。
要大力兴办技工学校，大量培养中级技术工人。近几年内要有计划地增设技工学校，争取逐步做到每个工种局和铁路分局都有一所技工学校。技工学校均归部属各单位管理。除技工学校的设置与撤销由部审批外，学校的规模、工种，均由部属各单位自行确定。招生计划按劳动人事部的
规定，报铁道部汇总平衡。
要积极扶持和发展职业高中，继续将一部分高中改为职业高中或增办职业高中班。职业高中的专业、工程和人数，要在地方政府领导下，根据社会和铁路的需要来确定，以面向社会为主。铁路需要的专业、工种，应由铁路有关部门与学校签订合同。铁路招工招干时，要优先录用职业高
中毕业生。
要尽快实现“变招工为招生”的要求，继续执行“先培训后上岗”的制度。铁路主要技术工种的工人，都要取得合格证才能上岗。
三、扩大高校自主权，改革招生计划与分配制度
铁路高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的重大任务，必须切实办好。
要认真实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规定，加强高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铁路高等教育更好地适应铁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改革铁路高校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从明年起，在国家招生计划数中拿出一定比例，向边远地区和工作条件比较艰苦的岗位实行定向招生和定向分配，以保证这些单位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要。在完成国家计划招生任务，保证教学质量和不增加定员、经费的条件下，鼓励学校挖潜
接受路内外单位委托代培和招收自费生。铁路高校在取得地方政府的同意下，可以从教育质量较高的铁路中学和其他中学选拔优秀毕业生作为一部分新生来源。根据国家规定，凡是需要颁发本、专科学历证书者，都必须纳入正式招生计划，都必须经过统考录取入学。铁路高校和用人单位需
加强联系，逐步建立比较长期稳定的培养人才的协议。
要进一步改变铁路高校专业设置和层次比例不合理的状况。铁路高校的专业设置要针对铁路的需要，不搞小而全。各校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办出特色。增设新专业，应当在办好已有专业的前提下，根据需要与可能，经过科学论证，有计划地进行。要增大专科比重，全日制铁路高校要逐
步达到招生数的三分之一。西南交大、北方交大要争取成立研究生院。
各校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挖掘潜力、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上，按照“三个面向”的要求，为铁路培养更多、更好的高级专门人才。各校要按照规定的近期规模，在一九九○年前，抓紧完成基建任务，尽快形成能力。衡量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而不是经济收益
的多少。依据这个标准，从明年开始，组织专家对学校的办学水平进行检查、考核、评估，对成绩显著的学校给予奖励；对办学效益差、质量低的学校要严肃批评，必要时进行整顿以至停办。
四、推行职务培训制度，进一步开展铁路职工教育
铁路职工教育工作，实行部、局、分局（处）、站段（队）四级负责制。铁道部主要抓局级和部分处级干部的培训，以及相当工程师以上科技干部的继续教育。各铁路局、工业总局、基建总局、工程指挥部、物资管理局、通号公司负责处、科级干部和相当助理工程师、技术员的科技干
部以及中级技术工人的培训，并归口领导所属职工大学、职工中专和职工学校。
当前，各单位要摸清干部队伍和技术工人队伍的状况，制定适应生产发展需要的人才结构，修订以职务培训为主的培训规划，加快培训基地的配套建设，今后要尽快做到各级干部和主要工种的技术工人，都必须先经过培训，取得合格证书，才能担任相应的职务。
五、各级党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教育的领导
铁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都要认真学习中央对教育的重要指示，提高对教育的认识，加强对教育的领导，彻底纠正那种轻视教育、轻视人才、轻视知识的思想，要把教育真正当成一个战略问题持之以恒地抓好。部属各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中要有专人主管教育工作，制定加强领导的措施，
确定本单位的人才合理结构，制定教育规划。各单位要定期研究教育工作，关心教师的工作和生活，选拔优秀干部担任学校领导。在考核企业和干部时，要把是否重视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各单位每年要向部党组提出教育工作报告。
按照中央的要求，在今后一定时期内，要保证按学生人数分摊的教育经费逐年增长，要保证教育的基建投资（包括更新改造资金）逐年增长。铁道部每年在税后留利集中费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教育基金。全路各单位都要从本单位的留利中拿出一定比例用于发展教育。教育部门要坚持勤
俭办学的方针，精打细算，节约投资，提高办学效益；坚决制止图虚名，讲排场，不求实效的不良倾向。
要大力抓好师资队伍的建设，切实制定师资培训规划。现有铁路中小学教师中，约有一万名不能胜任教学工作，要争取在五年内轮训一次，取得教学合格证。铁路高校、中专应按就近地区分工，主动担负起培训铁路中小学师资的义务。现有铁路局办的教师进修学校和师范学校要加快建
设，努力办好。苏州铁道师范学院主要培养文科、数学、生物专业的学生。各单位要选调一批有理论、有实践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大中专毕业生及自学成才者到职业高中任教。铁路高校要承担培训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师资的任务，同时有计划地培养研究生和出国留学生作为高校师资的来源。高
校教师队伍结构要合理化，形成梯队，保证后继有人。
铁路各级各类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先选择一些学校试行，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学校党组织要集中精力加强党的建设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支持校长履行职权。学校在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要注意改变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教育思想、教
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要破除陈腐的传统教育思想，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充分注意能力地培养；要积极地、不断地更新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现代化；要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提倡探索和创新。要加强教育理论研究，总结办学经验，遵循教育规律办学。
铁路各级各类学校要针对新时期青少年学生的思想特点，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政治课教学，加强法制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
铁路教育体制改革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改革的目的是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学校的负责同志一定要紧紧把握这个正确方向。从事铁路教育工作的同志责任重大，要努力学习和通晓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掌握教育规律，不断更新知识，认真总结新的经验，提高
政治思想和业务工作水平，努力把工作做好。



1985年9月3日
浅析“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

作者简析: 归永吉,华东政法大学2005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打击劳动力市场上所存在的就业歧视现象，促进就业，是立法者制定反就业歧视条款，并将其写入就业促进法（草案）的初衷。然而，如果对反就业歧视条款持这种工具主义的理解，则容易使得这类条款遭受违宪的指控。同样，学界普遍的观点——认为就业歧视侵犯了公民平等就业权，也存在法理上的误区。因为，平等仅指国家对公民的平等对待，并不禁止私人间的歧视。事实上，就业歧视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个人尊严。所以，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条款构成了反歧视条款真正的上位法依据。
关键词：就业歧视 宪法依据 平等权 人格尊严
一、问题的提出
此次，就业促进法草案中明确禁止就业歧视，顺应了民心，被认为是草案的一大亮点 。从民间传来的反馈意见来看，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将反就业歧视条款写入就业法中，认为这是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就业的一个重要措施。同时，草案的起草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今年“两会”期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在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所作的就业促进法草案的说明中提到：“‘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就业工作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主要表现为┅┅ 一些职业中介机构、用人单位因劳动者性别、年龄、身体残疾等原因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有必要尽快制定就业促进法，建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1]虽然，在这份说明中起草者并没有直接明确制定反歧视条款的理由，但从中不难推测出立法者将就业歧视与就业困难“挂钩”。此外，从1994年制定的劳动法也可以发现立法者制定反歧视条款的意图。劳动法共有13章、107个条款组成，其中，第二章促进就业篇之下的第12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由此可见，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立法者都对反就业歧视条款的理解持有一种工具主义倾向，即认为制定该类条款的原因就是为了促进就业。这种理解不仅没有揭示出制定反歧视条款的根本原因，反而会在逻辑上推演出一个非常荒谬的结论：即因为就业率低，所以制定反歧视条款；那么，将来就业形势好转、劳动力市场求大于供时，反歧视条款也就可以“光荣退休”了，就业歧视也就可以合法化了。不仅如此，这种工具性的理解可能还会带来更大的不利后果——难以使得反就业歧视条款摆脱违宪的阴霾。有反对者可能会声称反就业歧视条款侵犯了企业受宪法所保护的经营自主权或是构成了对契约自由的干涉，因而构成了违宪。如弗里德曼就曾经严厉地批评道：“公正就业委员会曾在许多州中被建立起来，其任务在于防止就业过程中由于种族、肤色或信仰的原因而受到‘歧视’。这种立法显然要引起人与人之间自愿订立契约的个人自由的干预。它使任何这种契约受到州的批准或不批准。这样，它构成了一种在大多数其他情况下我们会反对的那种对自由的干预。”[2]反对者可能还会争辩，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和契约自由都是宪法所保护的法益，既然宪法本身并没有对公民的就业权与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两者的价值作出衡量，那么它们的宪法价值是相同的，立法者不能为了帮助公民实现就业权而牺牲了同价值的企业自主权和契约自由。面对这种诘问，如果我们仅从促进就业这一角度来为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制定进行辩护，很难有效地驳倒反对者，也很难证明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合宪性。所以，探讨反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具有很大的价值。
二、一种错误的观点——就业歧视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平等就业权
许多学者认为，就业歧视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平等就业权。如周伟指出：“平等权作为公民享有的一种基本权利，要求国家对个人或特定的群体在相同情况下给予相同的对待，并且仅在具备合理且必要理由的条件下才可以给予区别待遇。其影响范围可以包括私人的行为（如就业中的歧视）。”[3]喻术红说：“就业歧视损害的是求职者平等的就业机会或者是雇员的均等待遇。”[4]根据这种观点，不难得出反就业歧视条款是宪法平等原则在就业促进法上的具体化这一结论，即认为宪法第33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第42条劳动权权利条款的结合构成了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扩大了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将其由约束国家机关延伸到了禁止部分私人之间的歧视，是对平等原则适用范围的一种误读，并且也混淆了平等原则与人格尊严的概念。那么如何理解平等权的适用范围？作为宪法意义上的平等原则是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发展及其内涵不仅受到其他上层建筑的影响，更是由当时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上层建筑皆是由其派生的、第二性的东西，它们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之服务。所以，若想正确理解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则必须从分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对关系着手。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平等早在古希腊时期便出现在哲学家的著作中 。然而，作为一项法律原则的平等却姗姗来迟，直至18世纪末期，法国的人权宣言才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承认了平等权 。这种巨大的时间上的反差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是一种偶然，事实上，无论是在奴隶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都不可能孕育出平等原则这朵奇葩；只有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商品经济成为国家的主要经济形态后，观念上的平等才能真正升华为宪法上的权利。然而，商品经济所追求的平等是要求国家而不是私人的平等对待，因为只有国家的不平等对待才会在竞争主体之间产生特权，使得某个群体的法律地位高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竞争机制和平等的商品交换机制遭受严重的威胁，进而会危害商品经济自身的发展。相反，私人之间的歧视并不导致特权的滋生和市场主体之间地位的不平等，也就不会构成对商品经济的威胁。因此，商品经济的本质并不禁止私人之间的歧视行为。既然商品经济仅是禁止国家的不平等对待而不排斥私人主体间的歧视，那么作为对这一经济基础的反映，宪法中的平等原则也仅是拘束国家而非私人。
此外，笔者认为我国学者之所以对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作了误读，还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西方发达宪政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司宪过程中对涉及平等权案件的判决影响。以美国为例，在沃伦法院时期，联邦最高院在一系列涉及平等权的案件中确立了一种所谓的“国家行为说”的法理 ，即将一部分带有“国家行为”性质的私人行为纳入到宪法基本权利约束的范围内。根据这种理论，法院在司法审判中可以依据宪法第14条修正案（法律的平等保护条款）对那些在公共服务领域内所发生的歧视行为（如饭店拒绝黑人顾客）予以禁止。这种理论的创立给国内的一些学者带来了错觉，似乎平等权的适用范围已经被扩张到了一些私人领域。事实上，“国家行为说”（state action）法理的确立不仅未能证明平等权适用范围的扩张，反而从侧面论证了平等原则只适用国家机关的传统理论。因为，“国家行为说”是将一些特殊的私人行为升华为准国家行为，也就是扩大了“国家”的范围概念，而不是扩大平等权的适用范围，该理论本身并不是对传统理论的突破。另外，在著名的Heart of Atlanta Motel v United States 一案中，[5] 法院的判决理由也暗示了其秉承传统观点，拒绝延伸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该案中被告亚特兰大中心旅馆长期歧视黑人顾客，拒绝为他们提供食宿。《1964年民权法》颁布后，由于该法第二篇规定“所有人应有权完全平等享有物品、服务、设施、特权、优先和膳宿设备”，并列举了法案适用的四类商业机构，其中包括“任何客店、旅馆、或其它提供宾客临时落脚的地方”，因此被告的种族歧视行为受到违反公民权利法的指控。亚特兰大中心旅馆对此指控不服提出了确认之诉，要求法院认定民权法第二篇违宪，理由是它剥夺了被告选择顾客的自由。被告还声称强迫他为黑人提供服务是违反宪法第13条修正案有关“非自愿苦役”的规定。法院首先用民权法第二部分的立法历史说明餐饮业种族歧视对州际商务的损失，在国会为该法举行的听证会上已经举出了很多事实和数据，说明由于餐饮业的种族歧视造成了黑人旅游的不便，减轻了他们的旅游兴致，影响了州际商务。法院进一步指出，被告无法否认他的汽车旅馆与州际商务的关系，因为该旅馆在两条跨州的高速公路附近，四分之三的客人来自外州。而只要任何餐饮服务业与州际商务有关联，就属于该法管辖，因为宪法赋予了国会调控州际商务的权力。所以，民权法第二篇的宪法依据便是“州际贸易”条款，没有构成违宪从而驳回了被告的请求。在该案中，法院并没有直接将第14条宪法修正案作为民权法第二篇的宪法依据，而是舍近求远寻找“州际贸易”（Interstate Commerce Clause）条款的帮助，这里面的原因是颇值得玩味的。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法院坚持平等权只能拘束国家机关的观点，才迫使其不能够直接引用第14条修正案。无奈之下，法院不得不通过对“州际贸易”条款进行扩大解释来为国会立法的合宪性辩护。
总之，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应该仅仅限制于国家机关，而不包括私人之间的歧视行为。虽然就业领域中的部分歧视来自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招聘活动中，属于平等原则的拘束对象；但是，绝大多数的就业歧视仍旧出自于私人雇主，不能够被列为平等权的禁止范围。所以，就业法草案中的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并不是宪法第33条所确立的平等原则。
三、人格尊严与就业歧视
笔者认为，宪法第38条是反就业歧视条款真正的上位法依据，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人格尊严亦称为人性尊严、人的尊严，它的本意是强调世间上的每一个人，只基于其本身，而非其种族、民族、性别、社会出身等因素就拥有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和尊严，必须加以尊重和保护。它表明了人性本身即是尊严，“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被任何人利用作为工具，而是被作为目的对待，这即是其尊严之所在，因此人置其自身于世上所有其他非人类之生物上，并超越所有之物。”[6] 在康德看来，应该把人当作一种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来对待。如果仅仅把人作为一种手段来对待，事实上就是把他作为缺少一切内在价值的人来对待。反之，如果把他作为一种目的来对待，就是把他作为具有内在价值的人来对待。[7] 康德的人性观无疑是晦涩的，但恰恰是这种晦涩的观念构筑了宪法上人格尊严的基本含义。人格尊严条款的核心是维护人的主体地位，它要求国家、社会和他人都必须把人当作人看、尊重每个人的主体地位。虽然同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与平等权相比，人格尊严的入宪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道德哲学而非经济基础在宪法上的诉求。这一结论从世界各国以及我国宪法对待人格尊严条款和平等原则两者间的不同态度中也可以得出。在一些标志立宪主义之开端的、彪炳于后世的宪法性文件，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中并没有对人格尊严作出确认。只是在二战结束以后，鉴于“二战”中法西斯对人的尊严的粗暴践踏，人的尊严之作为基本人权的地位方受到人们的重视，一些国际性的法律文件，如《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相继将人格尊严问题纳入其中，并赋予其作为人权之基础和核心的地位。我国的54宪法、75宪法以及78宪法也都未写入人格尊严条款。只是在后来的82宪法修改过程中，许多同志指出，“文革”十年，在“左”的错误路线下，广大干部群众遭受残酷迫害，公民的人格尊严得不到起码的保护，对于这段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因此有必要将人格尊严条款写入宪法。[8] 同样，德国战后的宪法将人格尊严的保护也是基于历史灾难的惨痛教训。由此可见，人格尊严的入宪与经济基础无太多的关联，在其身上更多的体现出制宪者对人的关怀、国家对人权保障所持有的一种态度。与之不同，平等原则的入宪则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水到渠成的结果。 从入宪的时间阶段来看，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中期欧美等国家相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平等原则被普遍写入各国宪法中。而人格尊严的入宪则是发生在“二战”结束以后。从接受两者的国家数量来看，几乎当今所有的国家都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平等权的宪法地位，而仅有二三十个国家将人格尊严写入了宪法。由于，平等原则是经济基础在宪法上的直接反映，故它的内涵是也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又因为商品经济并不排斥私人间的歧视，所以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包括禁止这种歧视。相反，人格尊严条款的入宪并不是单纯为了维护一国的经济基础，它的内涵并不完全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人格尊严反映的是一种道德哲学上的诉求，是为了保护每个公民的人格不受他人的践踏，它的适用范围大于平等权的适用范围。不仅禁止国家机关的歧视，而且亦不能够容忍私人之间的歧视行为。因为绝大多数的歧视行为也都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贬低、降低了人作为人的尊贵庄严的主体身份和地位，容易滋生将人客体化、工具化的危险。就业过程中的歧视，无论来自于国家机关还是大多数私人雇主，都构成了对求职者人性尊严的侵犯，所以必须在立法中予以禁止 。可见，就业歧视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人格尊严而非平等权，所以作为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也应该是宪法的第38条而非第33条。
另外，作为上位法依据的人格尊严条款也能够成功地使反就业歧视条款摆脱违宪的阴霾。因为人的尊严不仅是一项公民基本权利、而且是基本权利的核心价值，甚至是整个宪法的基本原则 。“从个人尊严导出人权及主权之原理，系立宪主义之基本理论，这些个人尊严为核心之原理构成宪法之根本规范。”[9] 所以，人格尊严无疑是一国宪法所保护的最高价值，它所体现的法益的重要性要大于任何其它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法益，一旦两者之间发生冲突，宪法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保护前者。禁止就业歧视可能会对雇主的契约自由带来了负担，也会对企业的经营权增加了限制，但就其所维护的价值而言，后者（个人尊严）的法益远高于前者。因此，反就业歧视条款具有宪法依据的支撑，并没有构成违宪。

参考文献：
[1] 田成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草案）的说明》[J/OL]. http://www.npc.gov.cn/zgrdw/common/zw.jsp?label=WXZLK&id=362937&pdmc=1531.

[2] 弗里德曼. 张瑞玉, 译. 资本主义与自由[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121.

[3] 周伟. 宪法基本权利原理•规范•应用[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6.49.

[4] 喻术红. 反就业歧视法律问题之比较研究[J]. 中国法学, 2005 (1).

[5] See Heart of Atlanta Motel v United States 379 U.S.241（1964）.

[6] 康德. 苗力田, 译.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48.

[7] 刘志刚.人格尊严的宪法意义[J].中国法学,2007(1).

[8] 蔡定剑. 宪法精解[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230.

[9] 法治斌, 董保城. 中华民国宪法[M]. 台湾: “国立”空中大学印行, 1997.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