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一步做好抗震救灾工作切实维护市场稳定的紧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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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蒙古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联合声明


一、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的邀请，蒙古国总统那木巴尔·恩赫巴亚尔于2005年11月27日至12月3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胡锦涛主席同恩赫巴亚尔总统举行了会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分别会见了恩赫巴亚尔总统。两国领导人相互通报了各自国内情况，就进一步发展中蒙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诚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二、双方满意地指出，自2003年中蒙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以来，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贸合作迅速发展，各领域交流与合作日益活跃，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为本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方强调，不断发展中蒙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

　　蒙方重申，全面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蒙古对外政策的首要方针。

　　双方一致同意，继续本着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以及其它双边政治文件的精神，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永远做和平共处的好邻居、相互信任的好朋友、共同发展的好伙伴。

　　三、双方重申，相互尊重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不加入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联盟，不签订有损对方权益和利益的条约和协定。

　　双方认为，蒙古的无核武器地位有助于加强本地区的稳定。中方表示支持蒙古为巩固这一地位所作的努力。

　　蒙方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蒙方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四、双方一致认为，高层互访对发展中蒙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两国领导人将继续保持和加强密切的联系和交往。

　　双方支持两国议会、政府各部门、政党、民间团体开展交流与合作。

　　双方同意继续加强沟通与对话，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地区与国际问题进行各种级别的磋商，增进相互理解，促进友好合作。

　　五、双方一致认为，经贸合作是中蒙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对两国经贸合作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一致同意继续共同努力，推动以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互利合作，共同探讨深化两国经贸合作的新途径和新方式，实现共同发展，造福于两国和两国人民。

　　双方表示，将继续鼓励和支持两国地方政府和企业扩大经贸合作，重点落实业已确定或正在商谈的大型合作项目。双方同意，从两国实际情况出发，加强能源、交通、通讯等领域的合作。

　　双方商定，进一步加强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丰富中蒙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内涵。双方对“中国文化周”和“蒙古文化周”活动顺利举行表示满意，同意今后继续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中方表示正在积极考虑在蒙古设立中国文化中心，蒙方表示有意在中国设立文化中心。

　　双方鼓励两国科研机构、高校和学者进一步开展友好交流与合作。

　　双方同意，加强旅游合作，根据双方业已签署的有关协议，尽早启动中国公民团队赴蒙旅游事宜。

　　双方同意，继续在环境保护、共同防治沙漠化和紧急救灾领域开展合作。

　　双方同意，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两国在传统医药和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双方同意加强在禽流感防治领域的信息交流与合作。

　　双方对中蒙边界第二次联合检查工作顺利完成表示满意。双方一致同意在有关条约和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两国边境地区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把中蒙边界建设成为和平、友好、合作的纽带。

　　六、双方指出，面对21世纪的机遇和挑战，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双方积极评价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通过的《成果文件》，认为应切实落实《成果文件》和千年发展目标。

　　双方支持联合国进行必要的改革，认为联合国改革应有助于加强多边主义，提高联合国的权威和效率以及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威胁的能力，有助于使联合国机制更加透明、更加民主、更具代表性。安理会改革应在平等、公正的基础上通过广泛协商寻求共识，充分照顾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的利益。

　　七、双方商定，加强在本地区多边框架下的合作，以维护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共同发展。

　　双方指出，上海合作组织对发展本地区各国间的友好关系与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双方将在该组织框架内，与有关各国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合作。

　　双方一致认为，中蒙俄三国外交当局磋商有利于促进三方合作，希望这一磋商能取得积极成果。

　　双方对中蒙俄三国过境运输问题第7轮谈判在乌兰巴托成功举行并商定协议草案表示满意。双方指出，尽快签署有关协议将为扩大三国货物交流与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的条件。

　　双方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主张通过对话妥善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维护朝鲜半岛及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双方一致认为，认真落实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对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中方表示，支持蒙古国积极参与包括东亚合作在内的地区合作进程，支持蒙古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双方表示，将在扩大和发展双边经贸合作的同时，共同积极参与本地区一体化进程。

　　八、访问期间，双方分别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国政府关于中蒙边界第二次联合检查的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边界地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关于派组对援蒙古国乌兰巴托体育馆项目进行考察的换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国政府知识产权合作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与蒙古国燃料和动力部关于在煤炭电力领域的合作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蒙古国教育文化科学部2005－2010年教育交流与合作执行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和蒙古国交通运输和旅游部铁路运输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银行和蒙古国财政部关于中国政府向蒙古国政府提供3亿美元优惠出口信贷的总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电网公司与蒙古国中央区域输电网国家公司合作备忘录》。



　　九、恩赫巴亚尔总统对中方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恩赫巴亚尔总统邀请胡锦涛主席在方便的时候再次访问蒙古国，胡锦涛主席对此表示感谢。

　　2005年11月29日于北京

论当前对典当行业立法的必要性

郭辉


　　典当这个古老的行业自1987年在中国大陆复出以后,全国典当业一直处于多头管理、高速发展、混乱经营局面。其主管部门历经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商务部,管理规范也由《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到《典当行管理办法》和《典当管理办法》,但是部门立法的缺陷一直困扰着典当业的健康发展。
　　(一) 关于典当立法管理的争议
　　我国典当业据说肇始于南朝,在经历了一千六百多年的兴衰沉浮后又重新发展起来,但是从标志着新中国典当业复出的四川成都华茂典当行成立之日起,①典当业是否应当统一立法就一直伴随着争议。新中国成立后,典当业一度被禁止,通过专门的立法规范典当业已无必要,对于民间尚存的部分典当行为,沿用政策、司法解释等进行调整。如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第58条和1988年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0条均对典权制度作了肯定。典当业重新兴起以后,如何通过立法规范典当业,在政府管理层和法学界一直存在不同意见。 在政府方面,起初典当行被作为金融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从严管理的政策;2000年6月典当业监管由国家经贸委接管并宣布“取消典当行金融机构的资格”,而作为特殊的工商企业,放宽典当行的市场准入条件,允许典当行从事动产和财产权利业务;2003年7月国家经贸委撤销,商务部组建后负责典当业的监管。行业主管部门的频繁更换,典当企业从“金融机构”到“特殊工商企业”再到“比较特殊工商企业”的角色定位变化,不仅仅是机构改革的需要,实际上更主要反映了政府管理层对典当业的性质认定至今尚未达成稳定共识。 在法学界方面,关于典当业的立法形式,一直有两种主张:一是在《物权法》的“质权篇”中增设“营业质”一节;二是专门制定一部典当商法。2002年12月17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中,未有营业质权的规定,2005年2月商务部和公安部又联合颁布了《典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为克服典当管理规范效力不够的缺陷,在梁彗星教授和王利明教授牵头起草的《物权法》(草案)中专门设定了营业质权,如果这一规定得以采用,典当业的专门立法在短期内已无出台可能。而“营业质权”相关规定能否覆盖实践中的“典当”行为在法学界也存在不同看法,在《物权法(草案)》四次审议过程中,有关“典权”的规定两次写进去,又两次被拿掉,这说明立法机关和法学界关于典当的立法争议的确很大。 正是政府和法学界对典当业认识的诸多不确定性,导致典当业至今尚未纳入法律的高度进行调整,当典当业务与上游的银行担保业务、下游的寄卖业务因混同产生争议时,因现有的《办法》效力不足,许多正常的典当行为也陷入法律管辖的飞地,而一些新业务如关于股票质:的处分等更是无法可依。
　　(二) 《办法》的层次和效力低下
　　我国的典当行业尽管恢复和发展速度很快,但由于管理规范的层次低、效力不高,不能满足实践需求。《办法》就其法律等级和效力而言,属于行政规章,层次和效力低于法律、法规。这在立法管理上至少产生了两个不利于典当业发展的后果:第一,它不能阻止国务院其他部门及地方立法机关制订相关规章,造成部门多头管理上的混乱;第二,当国务院其他部门及地方立法机关制订的相关规章与《办法》不一致时,是根据规范制定机关的层次还是根据规范颁布的时间先后确定其效力,我国法律无明确规定,因此造成企业依法经营时无所适从。现实情形正是如此,由于尚无国家统一权威立法,尽管《办法》全面规定了典当行的性质、主管部门、设立及变更和终止程序、经营范围、经营方式以及罚则等,但在具体执行时,特别是进入法庭诉讼时,其依据就各取所需。因为各有关管理部门的行业规定及省市地方立法规定的原则不同,从而导致典当行业经营和发展中纠纷增多,一些典当行为的有效性只能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主管机关的“复函”予以肯定,如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戴文林、戴文治诉高学孔房屋典当纠纷如何处理的复函”中关于“绝卖”的回复和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典当行从事房屋抵:贷款业务有关问题的复函”中关于“不禁止房屋抵:贷款业务”的回复等等。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管理方式降低了企业管理效率,严重影响企业的永续经营。
　　(三) 《办法》部分重要规范或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
　　《办法》部分重要规范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如《办法》虽然允许典当企业成立分支机构,但分支机构的法律地位如何,《办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办法》第53条笼统的规定,对属于赃物或者有赃物嫌疑的当物,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予以扣:,并依照此时国家有关规定处理,但何谓“国家有关规定”,也没有明确,实践中无法操作;对于当物毁损,典当行进行赔偿方面也没有详细的规定,实务中只能依据《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处理,使《办法》作为特别法的作用大为降低;按照《办法》规定,房地产、汽车等绝当后,当户应当前来办理登记过户手续,但在典当实务中当户往往拒不履行义务,因《办法》与公安部门的车辆登记管理规定缺乏上位法上的衔接,此时若典当公司单方面办理过户手续,通常被有关部门依法拒绝等等。《办法》中这类因过于抽象而不便于操作的规范还有许多,与其通过权力有限的部门制定效力部高的实施细则,还不如制定一部权威的商法典一并解决这些问题。此外,通过制定典当法,还可以为典当业者提供一个更有保障的权利救济渠道,如在正常的典当活动遇到有关部门的依法拒绝、阻碍和消极不作为时,典当企业可以通过司法渠道保护自己的利益。
　　(四) 与典当业相关的主要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冲突
　　调整我国现今典当业的法律规范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中有关质:的规定;商务部和公安部联合颁布的《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关于公司设立和营运的规定;国务院其他部门颁布的涉及典当业的规章、地方机关有关典当业的规定等等。由于“政出多门”,这些规范或衔接不好或相互冲突,影响典当业的健康经营。其中最为理论和实务界所病诟的是《办法》与《担保法》之间的冲突,根据我国《担保法》的规定,质:权是一种营业质权,流质约定无效;而根据《办法》,典当不仅是一种营业质,出质人还可以不动产抵:而获得融资,质权人因此获得抵:权,这表明典当企业因典当行为所获得的权利与营业质权有所不同,因此,《办法》中承认流质约定有效。在此情形下典当公司到底应该适用《担保法》还是适用《办法》呢?从法律效力层次看,前者的效力无疑高于后者,但从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看,后者又应优先于前者,典当业者因此陷入无所适从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