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市建设工程劳务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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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建设工程劳务管理办法
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政府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
《石家庄市建设工程劳务管理办法》已经二○○八年二月十五日市第十一届人民政府第七十三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起施行。
市长：冀纯堂
二○○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石家庄市建设工程劳务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建设工程劳务管理，规范建筑业企业劳动用工行为，保障建筑业企业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市区内从事建设工程劳务作业分包、建筑业企业劳动用工以及实施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是指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本办法所称劳务作业分包，是指建筑业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将其承包工程中的劳务作业发包给建设工程劳务分包企业完成的活动。
第四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设工程劳务作业分包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筑业企业劳动用工行为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建设工程劳务管理机构受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对市区内建设工程劳务作业分包活动和建筑业企业的劳动用工、劳动用工备案、执行劳动合同制度进行监督管理。
第五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引导和鼓励发展建设工程劳务分包企业，建立建设工程劳务用工交易场所，搭建劳务分包企业和务工作业人员的服务平台。
第六条 建筑业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应当在市有形建筑市场交易中心进行劳务作业分包交易。
市有形建筑市场交易中心应当公开发布建设工程劳务作业分包信息，为建设工程劳务承发包双方提供场地、信息、中介、登记注册、咨询等相关服务；对已完成承发包交易的劳务作业工程概况及承发包情况信息公示。
第七条 建筑业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自有劳务作业人员的，对本企业承接的建设工程可以自行直接完成劳务作业。
建筑业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没有自有劳务作业人员或自有劳务作业人员不足时，应当使用具有相应资质的劳务分包企业，禁止将劳务作业分包给无相应资质的企业或个人。
自有劳务作业人员应当是本企业职工，企业依法为其签订劳动合同、办理社会保险的从事施工生产的人员。
第八条 建设工程劳务分包企业，应当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并依法取得相关资质。
劳务分包企业应当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业务，禁止将承接的劳务作业再分包。个人及无资质的企业不得承接建设工程劳务分包作业。
第九条 建筑业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选用劳务分包企业时应当查验其下列材料：
（一）劳务分包企业的资质证书和营业执照；
（二）劳务分包企业的安全许可证；
（三）进入施工现场作业人员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十条 建筑业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发包劳务作业时，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依法与劳务分包企业签订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劳务分包合同中应当明确约定劳务分包工程价款及结算方式、支付时间、工程进度、工程质量、安全生产、验收标准、保障劳务分包工程价款支付的措施等内容。
第十一条 建筑业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可以就分包合同的履行，要求劳务分包企业提供劳务分包工程履约担保；劳务分包企业在提供担保后，要求建筑业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同时提供劳务分包工程价款担保的，建筑业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应当提供。
第十二条 劳务分包合同签订双方应当在分包合同订立后七个工作日内，到市建设工程劳务管理机构办理劳务分包合同备案手续，并提供下列资料：
（一）劳务分包合同及履约担保相关资料；
（二）劳务分包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安全许可证；
（三）工程中标通知书、建设工程施工企业用工备案表；
（四）劳务作业项目负责人和劳务作业人员的名册、职业资格证书、社会保险缴纳凭证等。
第十三条 劳务分包企业应对分包工程的安全生产、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向建筑业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负责，并应当服从建筑业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对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
建筑业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对分包工程的安全生产、工程质量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四条 建筑业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应当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明示劳务分包企业名称，劳务作业施工现场负责人姓名，分包工程范围，分包工程开工、竣工日期，劳动纠纷投诉电话等信息。
第十五条 劳务分包企业应当委派劳务作业项目负责人，负责劳务作业施工现场的管理。一名劳务作业项目负责人不得同时负责两个以上劳务作业项目施工现场的管理工作。
劳务作业项目负责人应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培训合格并受劳务分包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
第十六条 劳务分包企业招用劳务作业人员时，应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明确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劳动报酬、工伤处理、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当事人协商约定的其他内容等。
第十七条 建筑业企业应当按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务作业人员工资，并向劳务作业人员提供个人工资清单，劳务作业人员工资不得低于本市当年的最低工资标准。
对工期不足1个月的一次性施工任务，劳务分包企业应当在施工任务完成后3个工作日内全额支付劳务作业人员工资。
第十八条 建筑业企业不得以任何理由克扣或无故拖欠劳务作业人员工资。工资必须以法定货币支付，不得以实物或者有价证券等代替货币支付。
第十九条 劳务作业人员工资应直接发放给本人，本人因故不能领取的，可以由他人代领，他人代领必须有本人签字的书面委托书。
第二十条 建筑业企业支付劳务作业人员工资应当编制工资支付表，如实记录支付单位、支付时间、支付对象、支付数额等工资支付情况，并存档两年备查。
第二十一条 建筑业企业与劳务作业人员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之日起3日内一次性付清劳务作业人员工资和经济补偿金。
第二十二条 建筑业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与劳务分包企业结清劳务分包工程价款；未按合同约定与劳务分包企业结清劳务分包工程价款，致使劳务分包企业拖欠劳务作业人员工资的，建筑业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应当先行垫付劳务作业人员工资。先行垫付的工资数额以未结清的劳务分包工程价款为限。
第二十三条 建设工程劳务用工实行实名制管理，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建设工程劳务信息管理系统，并为建筑业企业提供信息录入终端。
第二十四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对建筑业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劳务发包情况，劳务分包企业施工安全、质量、使用劳务作业人员情况及其它遵守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将不良行为记入建筑业企业信用管理系统，并通报建筑业企业资质审批机关。
第二十五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对违法分包、拖欠劳务分包工程价款、拖欠劳务作业人员工资等事项的举报制度。接到举报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核实情况，有权处理的应当及时处理，涉及其他部门职责权限的，应当及时移送，并将处理情况及时反馈举报人。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建筑业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将劳务作业分包给无相应资质的企业或个人的，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由此造成拖欠劳务作业人员工资的，由建筑业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承担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劳务分包企业将所承接的劳务作业再次分包的，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建筑业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致使劳务分包企业拖欠劳务作业人员工资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由有关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8年3月28日起施行。
辽源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辽源市失业保险市级统筹实施办法的通知
吉林省辽源市人民政府
辽府发〔2008〕22号
辽源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辽源市失业保险市级统筹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直属机构，驻市各中省直单位：
《辽源市失业保险市级统筹实施办法》已经2008年10月21日市政府六届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一日
辽源市失业保险市级统筹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失业保险统筹层次，增强失业保险互济功能，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根据《失业保险条例》（国务院第258号令）、《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国务院第259号令）、《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吉林省失业保险办法>的决定》（省政府第198号令）和国家、省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县区要加强对失业保险市级统筹工作的领导，坚持属地化管理，实行两级负责、调剂比例适当、工作责任明晰、统筹化解风险，与当地失业保险扩面征缴清欠、政府推动事业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相结合的原则。
第三条 建立失业保险工作目标考核机制。市政府每年与各县区政府签定重点工作目标责任状，年底对其失业保险扩面、征缴、清欠等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凡未完成目标任务的县区，相应冲减市级统筹调剂金，但对欠费单位继续依法追缴。
第四条 市政府成立市失业保险市级统筹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各成员单位组织开展失业保险市级统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地点在市社会保险局，负责实施办法的制定、落实、调度等工作。
第二章 统筹范围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及私营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城镇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为用人单位），以及在上述用人单位中工作的职工。
本市行政区域内国家机关及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职工、乡镇企业及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职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六条 凡属统筹范围内的用人单位，都应依法履行失业保险参保义务，并及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
第三章 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和使用
第七条 失业保险费的征缴。
缴费基数：用人单位按照本单位应当参加失业保险职工的工资总额为缴费基数，职工个人按本人工资总额为缴费基数。没有工资基数或缴费工资基数无法确定的，按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计算。职工缴费工资低于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0%的，按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计算。
缴费比例：失业保险费按缴费基数的3％缴纳，其中用人单位按照缴费基数的2%缴纳，职工按照缴费基数的1%缴纳。
缴费办法：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应当以货币形式全额缴纳失业保险费。职工个人应缴纳的失业保险费，由其用人单位从本人工资中按月代扣代缴。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干预或拒绝。失业保险费不得减免，不得差额或协议缴费。
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应缴纳的失业保险费由市、县区财政实行代扣代缴。
第八条 失业保险缴费基数每年核定一次，用人单位按规定及时到当地社会保险局办理申报缴费。
第九条 失业保险市级统筹调剂金的提取比例。实行市级统筹后，按当期实际征缴失业保险费数额的30%提取市级统筹调剂金。按市级统筹前滚存结余基金的30%每年提取市级统筹准备金。市级统筹准备金仍在当地专项存储，调用时需经市失业保险市级统筹工作领导小组批准，由市失业保险市级统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调用。
第十条 市级统筹调剂金的划拨。各县区按月将提取的统筹调剂金划入市级统筹基金收入户。各县区当年失业金支付出现缺口时，由各县区当年提取的市级统筹准备金予以支付；仍不足以支付的，由市级统筹调剂金进行调剂，调剂金额最高不超过市、县区当年上解调剂金的200%；调剂后仍不敷使用的，申请省级失业保险调剂金进行调剂；调剂后仍然不足的，由县区政府统筹解决。
第十一条 各县区需要市级统筹调剂金调剂或动用市级统筹准备金时，应提出书面申请，经市失业保险市级统筹工作领导小组批准，由市失业保险市级统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后拨付。市级统筹调剂金、市级统筹准备金要严格按照申请项目、用途使用，不得擅自改变或挪作他用。
第十二条 实行市级统筹后，省级失业保险调剂金上解比例及渠道不变。
第十三条 建立失业保险金预警制度。各县区失业保险基金不足支付两个月时，要及时报告本级政府，并上报市失业保险市级统筹工作领导小组。
第四章 失业保险待遇
第十四条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失业人员，可以申请领取失业保险金：
（一）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二）依法办理了失业保险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
（三）依法参加了失业保险，所在用人单位和本人按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一年的。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可享受医疗补助、生育补助、丧葬补助和抚恤金等失业保险待遇，免费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介绍。
第十五条 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按照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共同履行失业保险缴费义务的累计缴费年限确定，失业人员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情况按《吉林省失业保险办法》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暂按本县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20%确定，上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如遇国家和省政策调整，按调整后政策执行。
第五章 管理和监督
第十七条 失业保险市级统筹基金由市社会保险局依法筹集，纳入财政专户。失业保险市级统筹基金与市本级失业保险基金实行分账管理，单独核算，不得相互挤占。
第十八条 失业保险基金专款专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对违反规定，造成失业保险基金损失的，按照《失业保险条例》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九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认真贯彻实施失业保险法律、法规；严格履行职责；加强失业调控，对失业保险费的征缴和失业保险待遇的支付进行监督检查；对应保未保单位开展劳动监察，并会同社会保险部门进行专项执法。
第二十条 社会保险部门负责失业保险工作的具体经办。主要是受理用人单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申报、缴费；依法筹集、使用和管理失业保险基金；按照规定核定失业保险待遇，开具失业人员在指定银行领取失业保险金和其他补助金的凭证；上解、拨付失业保险市级统筹调剂金，调拨市级统筹准备金，按规定提取失业人员职业培训、职业介绍补贴费用；要建立内部管理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告基金收支和结余情况，接受社会监督；要加强社会保险经办能力建设，认真履行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一条 财政部门要依法对失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情况进行监督；加强财政专户的管理，按要求审核拨付失业保险市级统筹调剂基金。
第二十二条 审计部门要依法对失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用人单位参加失业保险及缴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 就业服务部门负责失业人员的登记、调查和统计工作；为失业人员提供职业培训、职业介绍和免费咨询等服务。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未涉及到的问题，按《失业保险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吉林省失业保险办法》及有关政策规定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省政策调整，按调整后政策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社会保险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8年12月1日试行，2009年1月1日正式实施。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理性认识
朱 晓 卓
摘要：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是解决公众健康与药品专利保护冲突问题的一种平衡措施，面对日益严重的公共健康危机，强制许可实施的可能性剧增，文章根据TRIPS框架下关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规定，结合实际对其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并提出实施该措施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尤其强调了强制受益方的义务。
关键词：药品专利、强制许可、TRIPS、公共健康
近年来，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连续爆发，造成了禽流感防治特效药物“达菲”供应出现短缺，而该药品专利权拥有者瑞士罗氏制药公司却在转让生产权上设置了诸多障碍。面对正在广泛传播的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这一人类共同的灾难，印度、泰国、越南等国政府或企业已宣称在必要的情况下将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从而达到生产“达菲”的仿制药的目的。可见，对于日益严重的公众健康危机，药品专利保护与社会公众利益的矛盾也越发明显，专利强制许可无疑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条途径，但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至今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原因在于这种权利行使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所以必须对此有充分的理性认识。
1. TRIPS框架下关于药品强制许可的规定
强制许可的规定最早出现在1883年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当中，希望通过建立强制许可制度防止专利人滥用权利，以保证专利权人的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平衡，以体现社会的公正、公平。1994年底,各国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基础上,将知识产权纳入到世界贸易的范畴,签订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以下简称TRIPS），这一理念和目标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一方面要防止专利权人滥用权利，另一方面也要顾及第三方合法权利，强制许可措施不得与专利的正常利用不合理地相冲突，而且也并未不合理地损害专利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即要防止政府随意侵犯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TRIPS同时也将药品及其生产过程纳入了专利保护体系，要求成员方对药品及其生产过程提供专利保护。2001年底，WTO（世界卫生组织）在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达成了《关于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以下简称《多哈宣言》），赋予成员国在公共健康危机下对药品专利行使强制许可权。
《多哈宣言》的意义在于承认出于 TRIPS公共政策的目标，TRIPS对于药品保护问题的解释应具有更多的灵活性，以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如果过于偏重专利人的利益，而无视公众的基本权益，势必会影响知识产权这一私权利的实施，更不利于知识产权制度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推广。
2.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性质分析
根据TRIPS协议，各成员应当规定以下几种类型的强制许可：合理条件强制许可、公共利益强制许可、依存专利强制许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强制许可[1]。
药品属于特殊的商品，和公众健康息息相关，具有救死扶伤的重要价值。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属于公共利益的强制许可，只有国家在紧急状态下或在公共的非商业性使用的情形下才能授予该许可。对于公共利益的强制许可，必须是为了实现国家公共利益，一般涉及的双方是要求实施强制许可的国家和发明专利权人，而其他类型强制许可，一般涉及的双方是发明专利权人和另外一方要求实施专利的单位和个人。
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是政府的一项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必须要合法、合理，必须有相应的理论依据作为基础，如果仅仅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来看，实施药物专利强制许可已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利，从这个层面看，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必须严格依据行政法学中的行政应急性原则，以保证该行为的合法化。
3.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践价值
实际上，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在专利、商标或者版权领域极少使用强制许可这种救济措施。欧洲各国虽然不同程度地在立法中规定了强制许可，但往往是附加了严格的限制，在实践中也极少采用强制许可措施。如德国唯一发布的一次强制许可是德国联邦专利法院根据德国专利法中的公共利益规定授予人类免疫干扰素以强制许可，即便如此，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还是推翻了这一强制许可。最高法院在其判决中澄清了有关公共使用的规定，认为“公共利益的存在并不能理所当然地排除专利权人的排他性地位……”，而且“如果公共利益可以通过其他相近或相似的替代方法得到满足，就不能以医药产品的名义授予强制许可。” [2]。
强制许可在实践中的作用常表现为另一种形式，如泰国在1992年根据专利法设立了医药品专利委员会，赋予该委员会批准强制许可权的权力，尽管当时泰国艾滋病治疗药物缺乏，但该委员会同样没有采取强制许可的措施，而是寄希望于通过“强制许可的威胁”和跨国企业协商降低艾滋病治疗药物的价格[3]。
可见，虽然各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强制许可，但是很少真正启动强制许可。更多的时候，强制许可的意义表现为药品领域降低价格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强制许可更大作用在于威慑和劝阻，成为各国为获得药品生产权或是降低药品价格与相关医药企业谈判的一个砝码，这也是和近年来世界各国重视推广专利保护的普遍要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4. 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思考
目前我国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还存在一定的障碍，如对于药品而言，实验室仿制并不难，难的是日后投产的技术问题，一旦启动药品专利的强制许可，药品仿制过程中的质量问题如何保证？又如强制许可的实施会使制药商把精力集中在仿制而非开发，被许可的发达国家制药商也可能因为无利可图而冷落相关疾病的研发工作，一旦实施强制许可，国家对于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的国际声誉肯定大受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如今我国涉及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法律规定不完善，当然这也同TRIPS协议目前仍然存在太多的争议有很大的关系。面对不容乐观的公共健康危机，肯定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是符合我国利益的，也是享受WTO赋予该权利的一种表现，但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负面效果也不容忽视，所以采取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必须慎之又慎，如果采取的时机不合适或是方式不正确，可能暂时解决了困难，但对将来的保护社会公众健康的工作却是适得其反。所以一旦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必须强调强制受益人的义务，对强制权限予以必要的限制。
4.1实施前的告知
授予强制许可前必须有请求人与专利人协商的过程，即专利权人有被告知的权利，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或有其他紧急情形时，只要合理可行即可，当仍应尽快通知专利权人，在公共的非商业性使用的情形，如果政府或订约人未经专利检索即知悉或有明显的理由应知政府或者为政府的需要将使用某有效专利，也应迅速通知专利权人。当然这种强制许可决定的有效性应受到相应的司法审查。
4.2合理费用的补偿
为控制禽流感疫情，如果采取强制许可，此时能有其他的医药企业迅速介入“达菲”的授权生产，不但会迅速加大“达菲”的产能，而且会大大降低“达菲”的市场价格，这种种复杂利益关系的也是罗氏公司授权一直悬而未决的因素之一，所以在必要时政府主动向医药企业予以足够的经济补偿也是应在考虑之中，可以以友好的姿态争取进一步和医药企业协商以达到合作的目的。
所以强制许可的受益人有义务支付给专利权人合理的补偿费用，费用的数额最好由发明专利人和强制许可的受益人签订协议来确定。同样这种支付强制许可的报酬也应受到相应的司法审查。
4.3强制许可的非独占性
尽管批准了强制许可，发明专利权人仍然有权制造已取得专利的产品和进口该专利产品，发明专利权人仍然有权利与强制许可的受益人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签订许可协议，强制许可的这种非独占性，还意味着批准了强制许可并不排除其他国家进一步批准强制许可。
4.4强制许可的不可转让
由于专利权人并不因为被实施了强制许可就丧失了专利权，所以强制许可的受益人不能将该专利再授予其他人，这也是防止知识产权进一步被侵犯的体现，这也和通过正常商业途径获得专利权后可以继续转让该专利权有明显的差别。
4.4 强制许可应及时终止
强制许可是在特殊的紧急情况下，根据国家安全、社会秩序或公共利益的需要所采取的紧急措施，该行为突破了行政合法性和合理性原则，但并非排斥任何的法律控制，也没有脱离行政执法的法治原则，仅仅是行政合法原则的例外，所以应该适当，应将负面损害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和范围内[4]。
因此，强制许可的范围和是时间应由授予强制许可的目的而定。一旦授予强制许可的理由消除，如传染病疫情被控制或已自行研究出其他替代药物，就应取消强制许可，发明专利人理应重新获得发明专利的独占实施权。
综上所述，法律承认的药品专利权是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但这不是绝对的，应受到公众分享医学进步利益权利的限制，这种限制是解决公众健康与药品专利保护冲突问题的一种平衡机制，药品专利的强制许可措施是实现这种平衡机制的一种措施。由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都是发生在紧急情况下，而相当数量的突发事件是难以预测的，这就决定了在发生灾害后所需要的药品的不确定性，医药企业出于长期的效益考虑未必热衷于此类药物的研发，因此，政府对于有关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予以充足的资金支持，加快相关药品、疫苗的研究开发、经营上市，这对于最终战胜灾害是十分重要的，一旦拥有了自己的研发的药物，就可以避免受制于人，也是解决药物短缺最有效的方法，即使迫不得已采取强制许可，对于被强制人的权益同样需要予以充分考虑，尽量避免给其合法权益带来更大的损失。
参考文献
[1]文希凯.专利保护与强制许可[J].知识产权.2003.13（3）：20
[2] 张娟，文香平.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问题浅析[N]..中国知识产权报.2001-11-1（A3）
[3]朴荣吉.医药品专利与强制许可[J]. 法治论丛. 2005.20（1）：140
[4]罗豪才《行政法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24
原载于《上海医药》2006年第二期
